那么，艺术应该如何表现或再现自然与真实呢？雨果指出，“戏剧应该是一面集聚物像的镜子，非但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变成光彩，把光彩变成光明。”戏剧舞台是目光的会聚点，不能仅仅举起镜子反映自然，应该凝聚自然，凸显物象，把零散的历史事实收集起来，把生活的戏和内心的戏交织在一幅广阔的画面之中，赋予其生命和魔力，激发起诗人和观众的热情。以这样澎湃的浪漫主义**，雨果赋予诗人至高无上的地位：“真正的诗人像上帝一样，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在戏剧的文体上，雨果主张使用韵文，“一种自由、明晓而忠实的韵文，它敢于毫不做作地直抒胸臆，毫不雕琢地表现一切。”与这种韵文相比，散文是拘谨、平庸而又狭隘的。当然，无论采用韵文，还是散文，戏剧语言最重要的标准是准确，“准确的语言敢作敢为，敢于冒险，敢于创造和发明自己的风格。”语言和太阳一样，从不止息，诗人连同其使用的语言不应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停步不前就意味着死亡。
自从16世纪古典主义者曲解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推导出“三一律”后，相关的争讼一直不断。雨果从基督教精神出发，以美丑对照原则，打破了传统悲剧赖以存在的崇高感独占的局面；同时，他赓续莎士比亚以自然为准则的传统，以天才、热情和想象力融会自然与真实，彻底将古典主义的陈规丢进历史的故纸堆，推动了世界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
延伸阅读文献
，.，TheessentialVictorHugo，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
2.［法］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3.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经典文献
《克伦威尔》序
我们可以看到，把文学分门别类的武断做法，在理智和趣味之前崩溃得何其迅速。而要推翻所谓的“二一律”，也不见得是件难事。我们说“二一律”而不说“三一律”，是因为剧情或整体的一致是唯一正确而有根据的，很久以来就毋庸再议了。
当代一些杰出人物，不论是外国的还是法国的，都已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打击了伪亚理斯多德法典的这条根本规则。并且，这战斗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只摇撼了一下，它就摇摇欲坠了，可见这学院派破屋的梁木是多么腐朽不堪！
颇为奇妙的是，这些腐儒还认为他们的“二一律”是建立在“逼真”的基础上，但恰好就是真实否决了他们的规则。还有什么比下面这种情况更不伦不类、更不合情理的呢，那就是我们的悲剧总是乐于发生在过道、回廊和前厅这类公式化的场景里，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密谋者出来朗诵一段反对暴君的台词，而暴君也出来回敬一段，双方轮流，就好像牧歌里所说的：
A1ternisCantemus； amantalternaCamenae[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