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弗拉哈迪得到派拉蒙公司的资助远渡重洋来到南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的摩阿纳岛，拍摄《摩阿纳》。影片描写了毛利族土著居民无需劳动就能享受和谐快乐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采摘椰子、节日盛会、祭神场面、集体会餐等美好生活片断勾勒出毛利人的生存状态，洋溢着诗情画意和独特的文明气息。此后，弗拉哈迪又拍摄了《亚兰岛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等影片，同样延续着《北方的纳努克》的拍摄模式，将摄影机的焦点对准那些即将消逝的文明，在一家人或一个人的经历中，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后来被命名为“人类学纪录片”（AnthropologicDocumentary）——用影像记录社会，用影像挽救文化。
（二）狄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与《带摄影机的人》
“我是电影眼睛，我是机械眼睛。作为机器，我把我才能看到的世界展现在你们面前。”这句话出自电影史上的电影眼睛派（Kino-Eye），它的倡导者是苏联电影导演狄加·维尔托夫（DzigaVertov）。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维尔托夫对电影的美学形式、社会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可能的革新，并且他的理论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维尔托夫，原名丹尼斯·考夫曼，1896年出生于沙皇俄国时期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1914年，维尔托夫对未来主义文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久创办了个人音响实验室，以狄加·维尔托夫（意思是“陀螺，旋转吧”）的笔名发表文章，投入了革命洪流中。1918年，维尔托夫进入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成为苏联政府出品的时事新闻片《电影周报》的主编。在编辑新闻片的过程中，维尔托夫将剩余的素材分门别类地保存下来，在《电影周报》因为胶片短缺停办之后，维尔托夫将这些素材剪辑成了《革命周年》《十月革命》《列宁》等纪录片。在编辑新闻片的实践中，维尔托夫的电影理论逐渐成熟。他认为电影作为捕捉世界感觉的特殊功能，摄影机是完美的眼睛，电影的实质在于拍摄角度和蒙太奇，发现摄影机可以纪录“真正的现实”，可以完全用自己的眼光来观看现实生活，然后通过蒙太奇镜头剪接来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需要演员的纯纪录电影。对维尔托夫而言，摄影机与录音机是复制现实的机械工具，而剪辑台则是安排和塑造现实的另一种工具。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故事片充斥苏联银幕的状况，他以“三人小组”的名义发表一系列宣言，比如主张摄影师“到生活中去”、高呼“真实生活万岁”等，来抨击这种现象。“三人小组”发表宣言的同时，还制作了23集的反映苏联现实的《电影真理报》。
1923年，维尔托夫以“电影眼睛”派的名义发表了题为《电影眼睛：一场革命》的宣言，在原有三人小组的基础上，吸收了爱森斯坦等青年电影人。“电影眼睛”理论强调不断挖掘电影摄影机的许多超人才能，强调摄影师应该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处理，将剪辑比喻为写作，强调剪辑师应对素材进行艺术性处理。这些思想不但体现在《电影真理报》中，还特别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1924年维尔托夫拍摄了影片《电影眼睛》来尝试理论中的形式主义实验，此后相继创作了《前进吧，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第十一年》《带摄影机的人》等作品，其中1928年拍摄的《带摄影机的人》更是电影眼睛理论最成熟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