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是二十部摩托车领路，随着便是市政府的军乐队，工部局[2]的军乐队，最后是数不完（听说是四百部）的汽车，装着花圈，插着郭府的旗子，一部一部比手车还慢的在大马路上走过，马路两边是人山人海的挤在那儿看——看郭标出殡！
“郭标盖过黄楚九了。”“远不及盛宣怀！盛宣怀那次出丧，轰动了几百万人，在上海总算是空前绝后。”街上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在那儿闲谈。
我走不过街。我有要紧事，被郭标挡住了。死郭标竟有这么大的力量阻我去路！
路走不通便站在那儿呆想：市政府的军乐队为什么不鼓舞国人抗敌，却在这里为一个公司老板送殡？四百部汽车和汽车用的油如果归马占山指挥，该要发生多大影响？旧式出殡虽然不好，倒给了穷人们一些机会赚口饭吃。摩登出殡却空废煤油，徒损国力，连叫花子也得不着一些好处。这是谁的罪过？郭标是已经死了，总不是郭标有遗嘱一定要这样干吧？有人说，出殡纯粹是做给人看的，卖弄一家的财富威风。我要问：如果没有看戏的人，哪有做戏的人？这不是我们大家的罪过吗？
我从“死人当路”慢慢的联想到“病人当国”。政府是一部机器。机器上有一个螺丝钉上锈了，就得立刻换一个，否则难免全部崩溃之危险。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三人中就有两位是害病。汪先生[3]因病辞职，如果是真的生病，却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害病而不辞职，勉强病人就职，都是绝大的错误（又不生病，又不就职，又不辞职，当然也是一种错误）。允许这种错误之存在是中国人民公共之错误。前数日国府委员多数出京，使重要公事堆积不能处理的有九十余件之多，便是勉强病人负责一念之差所使。
我在大马路等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吟得一首四言小诗：
死人当路，
病人当国；
路走不通，
国将不国？
我写这首小诗，不咎既往，区区之意，只希望国人从此不再允许“死人当路”，不再勉强“病人当国”。
[1] 本篇原载1932年1月18—19日《申报·自由谈》。
[2] 1840年鸦片战争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设立的行政机关，是帝国主义执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文中是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3] 指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