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尘埃落定》后，阿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营中：组织选题、策划活动、推广发行。不仅与国内媒体合作，还引入国际项目合作。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环绕太空的宇航员、国外科幻作家先后被请到中国，阿来的《科幻世界》引起了国际科幻界的注意。
2000年，阿来已由编辑做到总编辑、社长；杂志发行量也由几万到几十万；杂志数量由一本衍生出六七本；领域由刊物、书籍扩展到音像制品。不到三年，就做成了产业。据称，在世界科幻类杂志发行量中，《科幻世界》名列榜首。
最近阿来的科幻“产业”又延伸到心理学，阿来说他正在做一本这方面的杂志。他的事业一如这个时代令人眼花缭乱。两年前，阿来一度想把杂志经营与资本市场联结起来，与四川几家媒体联合成立了科技传媒股份公司。他不甘于简单的杂志发行，想让科幻世界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市场。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到了这个阶段，阿来的阅读已经很挑剔了。最近他读当代小说少了，同一层面的东西已经读得差不多了。“好像读到一定程度上，大致的东西有了了解，读这方面的书兴趣小了。由于工作需要，文学方面书读得少。现在的文学是要把人弄疯，滥用语言、滥情，也是我不愿读的原因。我现在主要读科学、历史、宗教方面的书，读得很杂。”
阿来不读二手的评述。宗教也有基本经典，佛经虽有不同流派，但经典就几部，他是读原书、经书。他重视阅读给他的感受，也重视文化源流的东西。
阿来现在阅读更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他在春节期间买了几十本这方面的书，“我这次是全面阅读，从汉代开始，乐府诗、赋什么的。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笔记小说，魏晋、明、清，我收了不少，读了不少。是啊，好的不多，但有些可以反复阅读。它们的故事都讲得很有意味。”
阿来也同意20世纪的好小说大抵都与寓言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戈尔丁的《蝇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等等，自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作品。但另外有些作品却类同于在此基础上对已成型故事的再加工，犹如鲁迅先生所称的“故事新编”，或者借已有的故事框架进行自己的独特创作，譬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更甚于他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他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体现了一种对已有故事的重新观察及独特复述的能力，这是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而进行的一个有力的探索。
就像阿来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一样，其实他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当然，在不久之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精神之父”，“我对每个作家的喜欢都是阶段性的。我不认为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色，但我喜欢他《亚当·尼克斯故事集》以及《乞力马扎罗的雪》这样的短篇。再后来，喜欢福克纳，他的《喧哗与**》固然有特点，但更震撼我的却是《我弥留之际》。接下来，我便认可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的《妖女》。但是你要我说出我最喜欢谁，我就说不出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对作家的喜好在不停地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影响实在难以遽然分清彼此。”
阿来书语
读书是一种好事情，当然你得会读。一旦读进去了，你会发现智慧性的乐趣比什么都高。
在两种语言间流浪
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在当时冷清的长篇小说市场上一路看好，并最终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由此也让大家知道了阿来。这个藏族作家最大的优势就是藏区30余年的生活经历，以及神秘浩瀚的藏文化所带来的淳朴与执着。阿来心中装着发生在藏区村落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时时撞击着阿来的创作欲望，而淡泊名利、心静如水的性情也让他能沉下心来记述草原上所发生的一切。
《尘埃落定》写的是一个土司家族的故事，《空山》则是一个村庄的传说，无论如何，都没有离开神秘浩瀚的藏文化。阿来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曾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对于自己的作品与故乡的关系，他这样形容：“一个曾经长期浸润于自然山水中的人，与一个没有这种浸润的人肯定大不一样。但在这个人与山水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介质，那就是文化。对我来说，自然山水、一草一木，不只是环境，同时也是我的表达对象，也有丰富的含义可以开掘。自然界与作家文风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我没有细想过，但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比如我自己，总体上保持一种大气与力量，但在局部处理上，又绝不流于粗疏，而是有相当精细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故地山水的影响吧。”
未来是否还要坚持走写作的道路？阿来说自己不是很确切地知道。是否在乎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误读？他答：“有什么东西会不被误读呢？人人都有误读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读者的这个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