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不想使自己的作品仅仅停留于某一粗浅的表面，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创作，他的作品绝不是什么黑幕小说，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从来就不想写黑幕小说——他只是写人，写人性而已。我们看到他笔下官场中人对新老领导的交替投靠，下级对上级情人一般的相互需求，人们浮游在官场内外的平衡选择，这些表象的背后是人性的阴暗和软弱，是人与人之间谁也摆脱不掉、谁都想读懂的复杂关系。
也许是这些内容亦可作为官场入门手册，王跃文的作品一时间在官场争相传阅，自己的读者群中政府官员竟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这是王跃文始料不及的。王跃文说：“我感谢读者，心里却觉得悲哀。这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社会特有的现象，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官场对中国社会为什么这样举足轻重？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官场？什么时候官场能退到人们生活的边缘？这意味着什么？这些都不是轻松的话题。”
对于官场文化中的精英现象，王跃文有些痛心疾首。中国的精英分子集中在党政机关，而西方国家，真正的顶尖人才聚集在工商企业界。的确，忙于内耗和创造财富之间存在太大的差距。
有人评价说：王跃文的作品读后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些读传统小说长大的人士在读了他的小说后惊讶地发现：书中的政府官员竟没有一个正面形象，更没有英雄人物，他们眼中的反面人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王跃文的小说就像一不小心混迹于好莱坞商业影片中的异类，突破了八股定势，让人不得不注视却又对它无比愤怒。相对于一些人的不能接受，王跃文却说他描写的现实种种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不但没有过于渲染、夸大官场的黑暗，相反，他笔下留情了，而且，这种阴暗并非局限于官场，有人群的地方必然有人类所有的阴暗面。“你能说学界或者商场就没有人性所有的阴暗面？”王跃文反问我。
王跃文并没有把文学当作布道和批判，他说不管如何，文学都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生活，文学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束光。它总得照亮一块地方，这就足够了。
在别人忙忙碌碌将他的作品归入这类那类的时候，王跃文只是在踏踏实实地写作，他不会有意地追赶时尚，更拒绝媚俗。在他看来，写作只是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也只有当写作不被看成是单纯的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品味到纯正的文学。
王跃文书语
小说不做任何主张，只是寻找并提出问题。我力求使作品成为从土里生长出来的自然植物。它有真实的根系、筋脉、汁液和气味。至于它到底能长到多大，活多久，没有现成的答案。
真正会读书的人，最关键的还是掌握方法，做到学以致用。
当代官场文学的“始作俑者”
1992年，王跃文从湖南溆浦县机关调到怀化行署工作。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王跃文一步一步走上仕途，从一个乡村教师成为一个谙熟官场的小科长，一个敬业勤勉的“机关秀才”。其时，在王跃文的身上，具备了一个政府机关小公务员的全部特征：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使王跃文的仕途发生改变的是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国画》的出版。这部被称为开创了“反腐小说”先河的小说，因为逼真地描写了“官场”的某种现实情状，成为当时最热销也最具争议的小说。
王跃文自述他在官场上最风光的一段经历是在县政府，那时他整天“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而他自己的话却不能说出来。他自己的话是什么呢？是愤怒吗？不是。如果说擅写公务员的刘恒、刘震云还有愤怒，有诗意的残余，到了王跃文这儿，就只是一种“秘书世故”了。在王跃文的小说里，让人注意的是横向的比较而非纵向的，这人那人在人前人后所说所做有何不同，效果如何，得焉失焉，都被一种盈亏过于清楚的小聪明照得纤毫毕现，官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被一支笔像小刀子一样一点一点地解，解到微妙之处，颇使人会心。
还有文学评论家这样评价王跃文：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虽便于口碑传诵，却是对王跃文的一种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与谁是谁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