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至1998年，王岳川又开始苦恼。这次苦恼的是因为读书、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链条，写了这么多，还写些什么？境界是自己一级一级提升的，于是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总想弄点新东西出来。
在北大做学问，其实就是一个非我的过程。做了十年西学，王岳川开始思考：难道我今后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吗？难道我就是一个西方文论研究者吗？他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几个真正做学问的是仅仅研究西学的。所以，在他看来，仅仅做一个搬运工，“拿来主义”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步。于是，王岳川又开始回归，回归到了当年做唐代诗歌的过程。
1997年，他决定转型研究中国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肩负起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重大使命。
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
王岳川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到北大已经20年了，如果只是拿着这份工资等退休的话，那么我当初读《青春之歌》走向北大的路就还没有走完。”所以王岳川最后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最后想读的一本书，就是《东方精神》。
王岳川书语
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
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
王岳川说“后现代”
王岳川经常在各个大学的讲座中，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为题赢得了众多学子的追捧。而学子们知道他还是因为他的那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点让他在文化界也赢得了声望。且看他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引言》中的阐述：
“信息社会的权力话语所导致的权力转换对当今世界产生了弥散性的影响：那些曾经被视为永恒自明的理论遭到了质疑；新的文化精神借信息传播媒介开启了一个重生成性和差异性的文化视野；现代主义对永恒、深度模式的追求所形成的焦虑文化，幻化成后现代消解式的语言嬉戏；那曾一度为工具理性所排斥的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逸出了历史的盲点，而升上时代的地平线。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经来临。它不仅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目，而且逼得人们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评判上，已经引起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美学、文学领域经久不息的论争，而当代世界一流思想家无一不卷入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理论阐释和严重关注之中。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处境的严峻性，需要我们去直面西方文化遭受到的历史困境和现实裂变，并在学术参照、审视和批判的层面重新厘定清新健康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躬身自问，走向现代化之途的华夏文明，究竟应有怎样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