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文坛出现了一批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作品。奥维奇金（1904—1968）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无情地揭露了官僚主义，被誉为苏联文学中的“第一只春燕”。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不称心的女婿》（1954）和《死结》（1956），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1956）和《征途中的战斗》（1957），杜金采夫（1918—）的《不是单靠面包》（1957）等一系列以“写真实”著称的作品纷纷问世。这些作品大胆冲破禁区，触及了农村存在的迫切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更关心人的要求。爱伦堡（1891—1967）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1954年，第二部1956年）发表后，形成了“解冻文学”思潮，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1918—2008）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3）等，也是这一时期颇有争议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又掀起了一个**，出现了“战壕真实”“全景文学”或“全景小说”，代表作品有西蒙诺夫（1915—1979）的军事题材三部曲（1957—1971）《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此外，战争题材小说这时也从表现“战壕真实”转向展现战争中人们的心灵和道德。瓦西里耶夫（1924—2013）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是一曲颂扬战争中美好心灵的悲壮赞歌。小说运用倒叙、回忆等时空交错的手法，描述女兵们不同的身世，刻画她们不同的性格，表现她们共同的为国捐躯的美好心灵。
20世纪70年代，苏联文坛大量涌现出道德题材的小说，这类作品主要有：艾特玛托夫（1928—2008）的《白轮船》（1970）、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利帕托夫（1927—1979）的《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邦达列夫（1924—）的《岸》（1975）、拉斯普京（1937—2015）的《最后的期限》（1970）、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鱼王》（1976）等。至80年代，作家们更进一步地把创作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对人类历史和人生命运进行深刻的哲理思考。在艺术上，他们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叙事方式打破了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结构具有某种“开放性”。这类作品主要有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1980）和《断头台》（1986）、邦达列夫的《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冈察尔（1918—1995）的《你的霞光》（1980）、拉斯普京的《火灾》（1985）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大批曾经被封禁的作品在短期内纷纷面世，大批过去受到批判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许多早已在国外出版却未能与本国读者见面的作品，也络绎不绝地“回归”到了祖国，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作品纷纷出现，苏联文坛形成了一股“回归文学”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格罗斯曼的长篇《生活与命运》、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还有20年代至30年代遭禁的作品，如扎米亚京的《我们》，皮利尼亚克的《红木》，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基坑》《初生海》等。
在苏联文学的展开过程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中有着非常独特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