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大约创作于191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直到1915年才公开发表。这篇小说重复了父子冲突的主题，揭示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冷漠。“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德语中，甲虫指的是那些懒惰而不修边幅的人或微不足道的人。格里高尔“不安”的原因也许是担心那天出差会晚点，也许他准备了一个摆脱责任、试图反抗父亲的计划。人变成甲虫失去了语言的能力，格里高尔处于失语的状态；身披一层甲壳，表面是为了保护自己，实则将自己逃避到了甲壳中。虫形人性、似人非人、似虫非虫使他彻底陷入了孤独的境地。在接连吓跑公司秘书主任、吓昏老母亲、吓走三个房客后，变形的格里高尔最终被家庭抛弃。父亲的苹果攻击、妹妹的言语中伤、母亲的暗自神伤共同宣判了儿子的死刑。在其死后，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了生气勃勃的新生活。小说结尾处妹妹展现了其丰满魅力的时刻，预示了他们新生活的美好。
《在流刑营》是卡夫卡一生中曾公开朗诵的两篇小说之一。小说写于1914年8月，其第一次婚约解除不久。卡夫卡生前曾想将它与《判决》《变形记》三篇小说出一本以“惩罚”为名的合集，最终也是无果而终；“惩罚”是卡夫卡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这篇小说叙述了一个旅行者在流刑营旁观一位军官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行刑装置处决一位犯人的过程。这个装置由“床”“绘图师”“耙子”三部分组成。结果却始料未及——军官成了行刑机器的殉难品，犯人得以重获自由，行刑机器失灵而彻底粉碎。小说的主体部分乃此前军官与旅行者的对话。军官的穿着及其非常膜拜的言语态度，使行刑被赋予了仪式的庄重；其对行刑的介绍颇有布道的意味，对老司令官以及他遗留下来的这架行刑装置有着自始至终的虔敬。他对犯人的原则是：“罪责总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这就具有了原罪的性质。军官对罪行的深信不疑、对原则的敬畏与捍卫以及对老司令官的顶礼膜拜，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犹太—基督教中对上帝的态度。军官在向旅行者展示老司令官遗留下的图纸时，其准备工作如同一位教徒在读圣经，先要将双手洗净，然后毕恭毕敬拿出图纸，并且让图纸与旅行者保持一定距离，不允许碰到。每当装置处决了一位犯人，他都认为是正义得到了伸张，并且他能看到“犯人那备受折磨的脸上焕发出的幸福的表情时，是多么地高兴啊！”军官俨然将判决当作了教徒的殉难之举。
（二）“自由的悖论”
“上帝之死”使现代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也使其丢失了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坐标。人在“自由的虚无”中既渴望自由又逃避自由，从而使自由越发成为人无论如何都走不出的悖论，最终沦为一种困境与徒劳。卡夫卡的很多作品所表达的正是人类走向“自由困境”的奇异景观。《中国长城建造时》（1931）提供了人类无法走出困境的象征图景：皇帝临终前下达最后一道圣旨，信使接了圣旨飞速往外跑，但无论如何总穿不过密集的人群，而重重叠叠的宫墙更是“几千年也走不出去”。《城堡》展现了一幅幅令人咋舌、不可理喻的画面，仅仅为了取得在城堡辖下村庄的居留许可，主人公K进行了种种不懈的努力，置身于一场无休止的斗争之中，软的硬的，所有的招数都试过了，托靠信差，讨好村长，纡尊当学校门房，勾搭权势者的相好为之通融，搞得筋疲力尽，结果徒劳无功、一无所获。从一进村庄几小时就开始受到重重阻挠，直到最后身心交瘁、不了了之。卡夫卡这类总在奔走而永远找不到结果和意义的人物，几乎成为其笔下人物的一个独特的标记。短篇小说《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与长篇小说《审判》对“自由”的探讨因其深刻而尤为引人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