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本能的载体，这是自然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对这一主题的揭示，左拉的《黛莱丝·拉甘》（1867）很早就为后起的自然主义作家创制了样板。在很多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人之本能的类于生理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解剖。在阴暗黑湿、暴烈盲目的心理背景之下，炙热的权欲、难御的嗜虐、疯狂的肉体需求构成了一幅幅“人兽”的图画；而尤其是肉欲，则更为自然主义作家所看重。人的生理变化与春情、性觉醒与性冷淡、**的和谐与不协调、亢奋的满足与色之饥饿、同性恋与**乃至怀孕与生育，所有这些都无一不在自然主义作家观察与表现的范围之内。以莫泊桑《俊友》中的杜洛阿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主义作家因引进对人生理本能的解剖而大大加强了人物描写的深度。作为野心家，杜洛阿和拉斯蒂涅可谓是一对同胞兄弟。但只要略加比较，我们便可很容易地看出他们的同中之异。同样年轻漂亮、聪明机灵，同样是以猎取与控制上流社会贵妇而达到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但我们在拉斯蒂涅身上看到的只是野心、贪欲和谋略，而在杜洛阿身上却还看到了对其野心、贪欲和谋略有所影响、有所推动、有所刺激的生理要求和冲动。杜洛阿不仅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而且还是一个精力充沛、肉欲旺盛的**棍。他一出场就带有肉欲化身的特点。在他身上，甚为发达的感觉是对女人的感觉，最为热衷的兴趣是对女人的兴趣，他在漂亮女人面前潜在的意向往往就是肉体上的占有。掩卷沉思，出现在我们大脑屏幕上的拉斯蒂涅是一个因意志过分坚硬而有些脸色苍白的斗士型野心家，而杜洛阿则更是一个肉欲炽烈、寻欢作乐的野心家兼**棍。就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杜洛阿比拉斯蒂涅更圆满、更丰实，也更栩栩如生、真实可信。这种艺术效果上的差异，尽管与两位作家的艺术禀赋有关，但最根本的却是莫泊桑在人物刻画中增添了传统文学中所不具有或不明显具有的新成分——对人物自然生理本能的刻意挖掘。
新的人学观念使自然主义作家对人所进行的审视和表现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质，这直接引发叙事观念与叙事艺术的革新。由是，自然主义叙事文本的建构便形成了迥然有别于既往的特征。
首先，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其次，在自然主义作品中，传统文学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主题的明晰性开始动摇，代之而来的则是宏大空蒙的人性主题或命运主题。在如此宏大空蒙的主题框架之下，意象开始取代原先观念体系所派生出来的具体叙事意图（即具体的观念性主题），居于作品的中心。这正是现代主义叙事作品主旨隐遁而意象弥漫的开端。
再次，在自然主义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中，情节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而琐碎凌乱的细节则缤纷绽放。细节的缤纷绽放，决定了叙事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谋求摆脱统辖传统叙事文本的“必然性”逻辑，而在“偶然性”中寻求出路。在西方传统文学叙事中的“必然性”原则向现代主义叙事的“偶然性”原则的现代转型中，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乃两者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最后，自然主义小说和戏剧的结构格局呈现为一种“断片的联缀”。自然主义的“断片联缀式”结构的“可间断性”在现代主义那里完全开放，就变成了一种频率很高的“跳跃性”。从自然主义开始，西方传统叙事文本中的那种“时间性结构”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空间性结构”模式所取代。从观念统摄之下的严密、严整的有机整体，到心理活动的随意漫游、自由穿插，在文学文本结构从线性历史时间向瞬时心理空间的转换过程中，自然主义显然是一个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