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罗马奴隶制的不断发展以及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原先建立在小国寡民基础上的共和制度到公元前1世纪显然是落伍过时了。然而共和制思想却根深蒂固，一直在罗马公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恺撒一结束内战，人们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像苏拉在取得同样的最高权力之后所做的那样，“恢复他们的共和国。”[5]当人们看到安敦尼突然走上讲坛，将一个王冠加在恺撒头上时，只有少数原先安排好的人为此鼓掌，而大部分人则暗中叹息。而当他们看到恺撒拒绝这一要求并取得最后胜利时，他们向他欢呼，向他喝彩。[6]为了改变公民们这种恋旧的心态，减少在内战后实行改革的阻力，促使政治制度顺利变革，恺撒觉得有必要对共和制度进行抨击。而这也正是《内战记》一书的另一写作目的。
恺撒认为，当今的共和国已经被少数人垄断、控制，这些人从来都没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只是按个人需要和欲望来制定国家的政策。虽然元老院中有许多深明大义的社会精英，但因为害怕独断专行的执政官，害怕驻扎在罗马附近的军队以及庞培党徒的威胁，他们都不敢而且也不能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只能顺从当权者的意志。这样的共和国实际上也就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7]因此必须加以变革。而他的起兵实际上也是把罗马人民从少数几个人统治下的共和国解救出来的一种手段。
为了使读者最大限度地接受他的观点和思想，恺撒在撰写《内战记》时还是采用了他在《高卢战记》中所使用过的那种写作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表现为：
1.在叙事过程中，不时加入政敌的言行并以政敌之口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例如，在卷一的第三十节，恺撒在叙述了庞培在意大利的失败后，立即加进了一段加图在集会上抱怨庞培的话。加图说道：“庞培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就贸然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而且当他加图本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元老院里问到庞培时，他还一口说一切战争用的都已经安排和准备好了。”[8]因为加图是庞培派的核心人物，用他的口吻说出这一席话，很容易使人相信确实是庞培挑起了这场内战。又如在卷三的第十八节，恺撒插进了庞培在拒绝讨论恺撒的和平建议后向部下所作的解释词，他说：“如果人家认为我之所以能够保有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公民权，是出于恺撒的恩赐，我还要它们做什么用呢？我是从意大利出来的，如果战争结束时，人家把我看作是被带回到意大利去的，就再没办法改变人家的这种看法了。”[9]通过这一叙述，就很容易使读者感到，是庞培的面子观念才使战争向更大规模扩展。
2.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从体裁上说，《内战记》是一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按照惯例，这类作品在表述方法上一般都采用第一人称，因为书中的主人翁本身就是作者自己。但恺撒却一反常态，自始至终都以第三者自居，似乎他所叙述的战争完全与自己无关。这样，就很容易使那些不明当时背景的人放松警惕，轻易地接受作者为他们提出的观点。这也正是恺撒在写作方面的高妙之处。
3.在语言的表达上力求自然流畅、通俗易懂。恺撒在写作时十分注重文字的运用。对于疑难的句法和古僻的文字，他都一概不用。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复杂的语言结构，甚至连一般的连接词都很少出现。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难”，简洁、明了、雅俗共赏的作品自然具有很强的宣传性。因为几乎所有受过拉丁语初步训练的人都能把它读懂。
应该说，借书中的情节来抒发自己政论的做法并非始于恺撒，早在修昔底德时就已存在，然而以“最流畅、最雅致的文笔和最精湛的技巧来表述作者意图”的做法实属恺撒首创。它不但对当时、也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1] 参阅普鲁塔克：《恺撒传》，55；阿庇安：《内战史》，2，102。阿庇安：《内战史》有中译，参见阿庇安：《罗马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 恺撒：《内战记》，3，32。
[3] 阿庇安：《内战史》，2，106。
[4] 恺撒：《内战记》，1，4～9。
[5] 阿庇安：《内战史》，2，107～109。
[6] 阿庇安：《内战史》，2，107～109。
[7] 恺撒：《内战记》，1，22。
[8] 恺撒：《内战记》，1，30。
[9] 恺撒：《内战记》，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