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城邦制度显然是希腊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希腊人几个世纪的实践表明，城邦制度有其卓尔不群的优势。它强调集体，强调个人服从团体，公民服从国家，鼓励公民们终身致力于公众事务。它坚持公民利益的相对平均、公民权力的相对平等。可以说，城邦制在保护公民利益方面是自私的，在控制公民人数方面是严格的，然而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却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开放性。这种体制有利于激发广大公民的创造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城邦也有其自身无法回避的缺陷。城邦的规模限制了公民的视野，城邦的观念妨碍了国家的发展，城邦的形式更束缚了希腊人调整和应对世界变化的能力。它无法处理好公民内部与公民外部之间的矛盾，也无法阻止公民内部的贫富分化，更无法阻挡外部帝国的强大进攻。希腊人的城邦终于在马其顿人的攻击下衰亡了。
希腊城邦没有做得更强大，没有做得更长久，原因何在？早在罗马时期的希腊人阿里斯蒂德就有过论述。他认为：斯巴达与雅典是希腊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海洋周围追逐霸权，耗尽精力。”[16]“他们仿佛像抽签似的轮流坐庄，每座城市在成为希腊世界盟主后都没能持续超过一代人，所以那里没有明确的霸权。他们在为霸权进行的纷争中，取得了所谓的卡德摩斯式的（Cadmean）胜利。”[17]但他们不会处理盟际关系。同盟者在斯巴达的统治下，希望尽快“摆脱拉西第梦人并（希望）为自己寻求其他的统治者。他们曾投奔雅典人，但不久之后又感到后悔，因为他们不喜欢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横征暴敛，也不喜欢那些以贡赋作为渎职借口的人。他们每年都被要求到雅典去汇报他们当地的事务，如果另有需要，雅典还会派人前往他们的国家，派船去搜括除贡赋之外的额外资金。
另外，他们甚至不能保证自己卫城（citadel）的自由，时常受到那些无论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的雅典安插的政客们的控制。他们还经常在节假日中被迫参与不必要的远征，而从雅典统治下获取的利益则远不足以抵偿这些沉重服役的付出。
于是，大多数城邦对雅典人深恶痛绝。它们以前从拉西第梦人倒向雅典人，现在又转往拉西第梦人，并再次遭受后者的欺骗。因为拉西第梦人先是宣称要为希腊世界的自由而对雅典人作战，从而赢得了很多城邦的拥护。当他们摧毁了雅典城墙，控制了希腊世界，可以为所欲为之时，其霸道程度又远远超过了雅典人。他们在希腊诸邦中建立起僭主政治，并委婉地称之为寡头政府（decarchies）。
他们摧毁了雅典人的一个独裁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引进了自己众多的独裁政府，不停地危害被统治者。他们对被统治者的虐待并非来自雅典或是斯巴达的中央政府，而是来自长期安置于当地并与当地机构交织在一起的组织。当他们开始战争时，他们向希腊世界宣称：他们要向雅典人作战，目的是更大更多地伤害雅典人，从而显示希腊世界从雅典人手中夺取的是真正的自由。但取胜后，他们没有更好地信守他们的承诺。
结果，他们不久就被一位流放者击败，为底比斯人所抛弃，被科林斯人憎恨；海中充斥着被逐的“和谐缔造者”，因为他们是不和谐的，因为当他们任职城市总督时，他们名不符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