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雅典人来说，希波战争是一场灾难，其城邦一度陷落，其庙宇被付之一炬。[4]但同时也是发展的机遇。这场战争大大地加速了雅典海军的发展步伐，改变了以前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单一作战模式，特别是到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海军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政治地位也日渐显现。更重要的是，随着希波战争的结束以及雅典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第三等级公民的人数由战争初期的约1万人增加到了公元前430年的2万人。这些都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日益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约到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前429年）雅典的民主制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伯里克利是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很有气魄的民众领袖和民主主义者。“在伯里克利身上，有一种爱好深奥、高尚、优美事物的真挚而生动的热情，这种热情以极奇怪的方式和他的政治才干交织在一起。他掌权三十多年。他是个非常生气勃勃和思想开朗的人。他把他的这些品质的烙印打在他的时代上面。”[5]伯里克利大力推行民主政治，从而使雅典的民主政体一度具有“伯里克利的面貌”。普鲁塔克说：“他像一位有本领的医生似的，对久病缠绵的病人，有时候就给他一些舒舒服服的无害的治疗，有时候则下一些治病的猛药。在这样广大的一个国度，产生各种各样的**，是意料中事，唯有他天生能对每一情况加以控制，他尤其善于像掌舵似的，利用人民的希望和恐惧心理，掌握住他们的气焰，加以约束，当他们灰心丧气时，他就放松一些，给以安慰。他以他的演说证明，演说术的确像柏拉图所说的，是‘灵魂的接引者’，它的功能就在于研究人的性情和情绪，这等于是灵魂上的音和弦，要很好地拨弄弹奏。他的成功还不仅在于演说才能，据修昔底德说，更在于他从不接受礼品和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他使原来就伟大的城邦变得最伟大、最富足，比许多国王和僭主的力量都要强大得多；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来教养。但是，他除了父亲留给他的财产以外，没有多弄过一个德拉克玛。”[6]与此同时，伯里克利又把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了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所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多重职能，每年召开40次。遇到紧急状态时，可以随时召开。国家的所有重要事务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此外，伯里克利还建立了多个陪审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为了鼓励贫苦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伯里克利实行公职薪给制，从而使贫穷的雅典公民也有机会担任国家的高级官职，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世界古代史上重要的政体形式，它在发挥全体公民的主动性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伯里克利也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