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史家看来，史学求真的最大障碍来源于撰史主体，来源于撰史主体的态度与取舍。因此，防止和克服史家的主观偏见和随意浮夸是罗马史学的重要任务。波利比乌斯认为，一旦某人担负起史学家这一责任，就应该不隐恶、不虚美：“敌人的行为值得称赞时，就应该赞扬，甚至给予他们最高的赞誉；最亲密的朋友犯错，就应该批评甚至严厉谴责他们。这是因为，正如一个活的动物，若失去双目，就完全成了残疾者；同样，历史若失去真实，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一个无益的传说了。所以，我们应该有谴责朋友、颂扬敌人的气魄。对同一个人，也应褒则褒，应贬则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总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叙述中不应过于注重演出者本人，而应依据演出者的行动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14]萨鲁斯特只有在他认为自己“不再有所希冀、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偏见”的时候，才开始撰写《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15]塔西佗也非常深刻地指出：阿谀奉承之风是罗马史家之大敌。他坦承，他之所以动手撰写《编年史》，是因为“我既不会心怀愤懑（sineira），也不会心存偏袒（sinestudio），因为实际上我已经远离了这些情绪。”[16]在此以前写作《历史》时，塔西佗更是公开声明，虽然他“是由韦斯帕芗时代开始步入政坛的，后来又得到提图斯的提拔，再后来又得到图密善的提挈；但是对那些坚持真理的人而言，都不能置个人的好恶于所述之人之中。”[17]琉善在《论撰史》一文中对史家的要求提得更高、更明确。他说：“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可能怀有个人的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也可能有他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我再说一遍：历史唯有如此方为历史；一个作家一旦着手著史，他就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和坚定信念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18]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应该“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情；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王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19]认识到史家自身行为对史学真实有重大影响的罗马史学，即使到现在仍然对学者有重要的参考和警示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的萌芽、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罗马史学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希腊史学从不曾取代哲学或宗教，也从不曾被后二者所全部接纳”[20]的话，那么罗马史学就因为有坚定的求真意识和具体实践，才有了完全独立于哲学与宗教之外的地位。求真给了罗马史学以巨大的声誉，同时也给了罗马史学以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求真的罗马史学不仅构成了西方的主要史学传统，而且也为未来的西方史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范例和行文准则，是西方文明赖以发展的重要源泉。
[1] Cicero，DeOratore，2，51.
[2] 波利比乌斯：《历史》，12，12。
[3] Cicero，DeInventione，1，27.
[4] Cicero，DeOratore，2，15，62.
[5] DionysiusofHalicarnassus，OnThucydides，8.
[6] 琉善：《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章安祺编订，第1卷，2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业绩》，15，1。
[8]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业绩》，31，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