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区别诗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是罗马史学的一大成就。诗学与史学是古代西方的两大学问体系。早在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对诗学与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他认为：诗人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家则是叙述已发生的事。写诗比写史更富于哲学的和严肃的性质；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通性，而历史则只叙述个别的事。[9]很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史学的地位根本无法与诗学相比。而至罗马时代，人们对史学与诗学的本质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西塞罗说：史学需要一切真实（adveritatem），而诗歌大部分在于给人愉悦（addelectationem）。[10]琉善认为：“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须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象。诗人凭灵感创作，随诗与之所之。”[11]而历史却不同，它的任务或目的就在于“实用”，“实用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真实。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写出真实。”[12]写出真实几乎是衡量罗马史家成功与否的首要条件。“一位史学家不应用夸张的描述刺激读者的感官，也不应像悲剧诗人那样，试图想象出他作品中的人物可能说出的话，或是推测出他所描述的事件有可能附带出现的一切后果，而应该忠实地记录真正发生过的事、真正说过的话，不管它们多么平淡无奇。”因为悲剧的目的与历史完全不同，“悲剧诗人应该让自己的角色说出最逼真的言语，以便使听众达到暂时激动、入迷的效果；而史学家的任务则是通过描述真实的事件和言语来教育、规劝严谨的学生，并且这一效果是长期的。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首要考虑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所说的并非真实也无所谓，其目的是为观众制造一种幻觉。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真实可靠，其目的是使读者受益。”[13]史学求真原则的坚守与践行，不但丰富了罗马史学的内涵，而且也大大提升了罗马史学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