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在他的《论共和国》中草拟的自由共和国立宪总统的理想显然是实现了；但这仅仅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授予屋大维的特权把他所辞掉的专制职权的实质还给了他；在恢复了的共和国和新的普林切普斯之间的权力平衡上，后者是占压倒优势的。[17]
屋大维普林切普斯制的建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罗马共和制的最后消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是罗马共和制造就了罗马的地域帝国，但随着罗马外部敌人的消失，罗马内部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内战本身就是内部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调整统治者内部利益的一种手段。罗马地域帝国的迅速形成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来对之进行治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以及罗马意大利同盟者的反抗斗争本身表明，在当时罗马统治者还没有找到解决奴隶和同盟者问题的方法。这些反抗斗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结束，但他们的行动确实对罗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促使罗马统治者迅速调整以前的统治政策。帝国早期同盟者的罗马化以及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消失显然就是罗马调整政策以后所出现的重要成果。公民兵制是罗马共和国迅速崛起的基础，但面对已经扩大了的罗马疆域，公民兵制显然有些落伍，罗马募兵制的出现部分地解决了兵源的不足，但恰恰又为共和制制造了新的矛盾，使军队与将军的关系远胜于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将军与军队的结合彻底改变了罗马共和制的传统，从而为罗马共和制的消亡和元首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1] 普鲁塔克：《苏拉传》，9。
[2] 阿庇安：《内战史》，1，59。见《罗马史》，下卷，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 维莱利乌斯·彼特库洛斯：《罗马史》，2，22。
[4] 阿庇安：《内战史》，1，98。
[5] 阿庇安：《内战史》，1，100。见《罗马史》，下卷，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101～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西塞罗：《关于给执政官指派任职行省的演说》，12。
[8] 普鲁塔克：《庞培传》，45。
[9] 阿庇安：《内战史》，1。见《罗马史》，下卷，104页。
[10] 西塞罗：《关于给执政官指派任职行省的演说》，13～14。杜兰把西塞罗的话做了自己的加工，变成了以下气势蓬勃的语言，即：“我认为抵御高卢入侵和日耳曼的部落的野蛮，不是阿尔卑斯山的屏障，也不是莱茵河的川流，而是恺撒的双臂和将才。纵有一天海枯石烂，我们所恃以能巩固意大利的，不是天然的防御工事，而是恺撒的胜利与功绩之启示。”杜兰：《恺撒与基督》，1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1] 阿庇安：《内战史》，2，17。见《罗马史》，下卷，116页。
[12] 普鲁塔克：《恺撒传》。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 西塞罗：《书信集》，7，3；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1，6。
[15] 阿庇安：《内战史》，2，69。见《罗马史》，下卷，159页。
[16] 阿庇安：《内战史》，4，5。见阿庇安：《罗马史》，下卷，319页。
[17]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513～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