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鲁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是恺撒的部将，也是第一个为拉丁史学赢得史坛荣誉的罗马学者。他出身于萨宾贵族，曾任罗马财务官、保民官及阿非利加·诺瓦省总督。公元前44年后退出罗马政坛，潜心从事学术创作。萨鲁斯特写史有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有从政经验；[16]第二，有较高的学术修养；第三，心情平静，不再有很强的功利之心，不再有恐惧感和派系的偏见。[17]他写过三部历史著作，分别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喀提林阴谋》主要记录罗马元老喀提林利用社会不满情绪，与执政当局抗争，并最后遭到镇压的整个过程；《朱古达战争》主要记述罗马与北非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的战争。前者属于当代史范畴，后者则属于对前代朱古达事件的追述。萨鲁斯特的《历史》共五卷，可能属于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内容主要涉及公元前78至前67年11年间的罗马史，全书只有一些小断片留存至今。
萨鲁斯特重视历史的作用，是罗马史上第一个把写作历史与服务国家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学者。他说：“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你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18]
萨鲁斯特以雅典为例，说明历史写作的重要意义。“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盛传中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说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学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遗憾的是罗马人民却始终没有这样的优点，因为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总是忙于事务，没有人重视体外的思想；最好的公民宁重行动而轻言辞，他们宁愿去做一些受人称赞的事情而不愿亲自去记录别人的事迹。”[19]
萨鲁斯特抓住了共和国史的两件大事：喀提林对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挑战和朱古达战争。前者是非常值得追忆的事件，因为喀提林等的罪行和由此带来的危险都具有特别的性质[20]；后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战争，是第一次对新贵傲慢行为进行的战争。[21]萨鲁斯特认为共和国内部派系对立、相互斗争是共和制崩溃的重要原因，而导致共和国衰落的主要根源则是罗马摧毁迦太基以后罗马价值观的变化。萨鲁斯特说：“直到迦太基被毁灭以前，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一直以协调和缓的姿态分享国家管理权，可是一旦对迦太基的惧怕消除了，骄傲和狂妄很快发展起来。”[22]
萨鲁斯特特别关注对史实的评论和分析，寻找史实间的因果关系，探究并定位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他的历史著作既不同于此前的编年史，也不同于战地随笔，在罗马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萨鲁斯特与李维、塔西佗一起被称为“罗马史上三大史学家”。
[1] 西塞罗：《法律篇》（又译《论法律》），1，2，5。参见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144～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西塞罗：《法律篇》，1，3，8。参见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146～147页。略有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