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对历史的作用认识很深。他认为：“如果对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始终停留在童年时代。因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不就是通过历史记载把我们的人生融入我们祖先的生命中去吗？此外，提到古代，引用历史上的范例，就会给演讲提供权威性和可信度，还能给听众提供最大的愉乐。”[9]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历史的重要价值。他说：“一切文学、一切哲学、一切历史，都会激励高尚的行为。在这些文字之光没有照耀到的地方，这种激励会被埋没于黑暗之中。希腊罗马的伟大作家为我们描绘了多种高水准的图景，留存至今，供我们思考，让我们仿效！”西塞罗认为，在他的整个公共生涯中，他都通过默思先进典范来鞭策自己的心灵。[10]西塞罗还批评早期史家，说他们神话与历史不分，过分夸张地赞扬伟人和家族名人。他主张历史学家关注创作的艺术性，注重选材的价值，写出对社会有教育作用的作品。当然，西塞罗的历史观还是带有演说家和修辞学家的许多痕迹。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安敦尼所杀，与他同时代的那波斯对此十分痛惜。他说：“历史学是我这个时代拉丁文学中唯一不能与希腊人成就比肩的领域。这一未竟的事业因西塞罗之死而完全处于初创和停滞状态。西塞罗是唯一一位能够或总是给历史以优雅声音的人，因为他使我们先辈传下来的粗陋的演说术变得精练，他还用自己的风格完善了拉丁哲学。在他之前，拉丁哲学一直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我不能确定，他的离去是否给我们的国家或历史写作造成了更多的损失。”[11]
恺撒与西塞罗是同时代人。前者既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演说家。他为表白自己业绩写就的《高卢战记》和随后的《内战记》又使他在罗马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公元前58年，恺撒执政官任期届满，出任山南高卢总督。他违反公元前59年通过的“朱理亚反假公济私法”[12]，在没有得到元老院授权的情况下，率军与日耳曼和高卢诸部落进行战争，历时8年。在此期间，他征服了西欧中部和北部，几次越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部落腹地，最后把罗马的西北边界推至莱茵河。此外，他还两次率军渡海到达不列颠，行使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实际统治。战争期间，他又撰写了《高卢战记》七卷，具体描述公元前58至前52年间恺撒的军事行动。
《高卢战记》一书一般认为是一部宣传性作品，是写给元老院的政敌看的。既写战绩，向在罗马的政敌显示自己的心胸与成就，又写发动战争的原因，阐述战事是保卫国家边疆之迫不得已的事情。《高卢战记》是一部由当时指挥官亲笔记录的重大战事活动书。后世对高卢战争的了解，主要来自恺撒的这部著作。它有比其他历史书更具价值的成分。
恺撒的拉丁文风简洁流畅，与以前的修辞派迥然不同。西塞罗也承认恺撒文风朴素，但认为他的作品是史料，非史学。他说：“真的令人敬佩！它们就像**的塑像那样直率和雅致，在风格上剥去了一切装饰，就好像把衣服都搁在一边。他的目的是为其他人撰写历史提供素材。他也许成功地满足了那些庸人们的欲望。这些庸人们都希望用他们的烫发钳去整理他的材料，但他也阻止了有着健全判断能力的人去写作（历史），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比简洁、清晰、准确更令人惬意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