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3年以后，罗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内战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一批带有怀旧情绪的传统主义者应运而生。他们以古罗马为荣，借古讽今。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百科全书型学者瓦罗。马尔库斯·瓦罗写过多种学科的著作，其中关于罗马考古的就有数十篇之多。可惜只有很少一部分流传下来。
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年代史家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当代史，不严肃地处置史实之风开始盛行。安提阿斯写了一部内容庞杂、修辞华丽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全书约七十五卷，从罗马起源一直写到公元前78年。李维引用过他的作品，也对他的作品有过批判。另一位重修辞而不重史实的学者是奎阿德里格里乌斯，他的《罗马史》开端于公元前390年的高卢入侵，止于公元前82年，内容充满奇闻轶事。马塞尔（公元前67年去世）也写了一部建城以来的《罗马史》。他使用了贮藏在某一神殿中的一些写在亚麻布书上的文献，有古代高官名表和其他记录。但内容都比较简单。
众所周知，西塞罗是罗马历史上的大文豪，也是对希腊罗马历史情有独钟的学者。阿提库斯等经常催促他亲自撰写一部历史。“人们一直有一个期望，或更准确地说，一个要求，即你应该写一部历史。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这个学科的文献中，我们也许同样可以与希腊人一比高低。此外，要说我给你的意见，在我看来，为了这块你拯救过的而且你还可能使之荣耀的土地，你有这个义务，不仅是对那些期望从文献中获得愉悦的人们，而且是对你的祖国的义务。因为，如同我切身感到的和我常听你提及的那样，我们民族的历史文献太少。而你肯定可以令人满意地填补这一空白……因此，我们恳求你承担起这一任务，挤出时间承担起这一至今为我们的国人忽视或轻视的义务。”[1]
西塞罗认为：“我理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要求我来成就这一工作，阿提库斯。如果给予我自由支配的或闲暇的时间，我也不应拒绝承担它的。然而，当一个人的时间被挤得满满的，或者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时，他是无法承担起如此重要的工作的；他必须不为忧虑与国事所累。”[2]因为“除非是事先为之安排了一段闲暇时间，是不能动手写一部历史著作的，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当我一旦开始一项工作后，如果我的注意力又被迫转到其他地方，我的思路就会搅乱；而且无论我干什么，我都感到很不容易继续一项被打断了的工作，不像一次性完成那样。”[3]西塞罗一直希望一个人年老后有“应得的闲暇”去写作历史作品。[4]但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动笔。不过，在他的作品中，确实有许多内容涉及历史、涉及写史方法和原则。西塞罗认为：“历史关心的是远离我们这代人记忆所及的种种行为”，[5]“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必须真实，其次必须敢于陈述全部真相，毫无偏袒，没有个人恩怨。”[6]历史“本身则由事件和语言构建。叙述事件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由于人们对重大的和值得记忆的事件要求的首先是计划，其次是行动，然后是结局。因此，在叙述计划时需要指出作者赞成什么，在叙述发生过的事件时不仅要说明发生了什么和说过什么，而且还要说明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说的，在说明事件结局时要阐述清楚所有的原因，不管是偶然性的，或是符合理智的，或是轻率的行为，最后在谈到声誉、名望都很昭著的人物时不仅要说明他们的业绩，而且要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最后，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没有审判语言的严厉，没有诉讼贯有的尖刻。”[7]他还说：“历史是时代之见证，真理之光辉，记忆之赓续，生活之导师，往事之信使。”[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