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一人讲述与多人插话的翻译词。即在以一个被访谈者的主诉为主，旁边围观的人参与答话为辅时产生。一些田野作业者仅仅把这类插话当作补充，或者当作旁白与打岔，不能分出一部分精力去多听，或者缺乏听懂这种谈话的方法，不能及时地利用这种听话资源，乃至浪费这种资源，其实是很可惜的。别的不说，仅从翻译词的角度看，听取这种主诉与分诉自然配合的谈话，至少可以发现，在田野作业者访问主诉人的同时，有三种工作在同时进行，一是插话者通过自由穿插地发言，表明他们与主诉人的亲密关系及其关系类别，如夫妻、女友或男友、亲戚、村邻、老乡、同行、同事和上下级等。敏感的田野作业者可以从中迅速地判断他们说话的角度，决定从哪种可能性上鼓励他们大胆地讲下去，继续发展这种关系圈内的谈话，然后在对方关系圈的层面上，去理解这个小群体的说话对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体成员的说话的翻译需求和生成意义。二是插话者的发言所面对的对象是田野作业者这个局外人，不是局内人。局内人相处日久，递个眼神便能心领神会，无须自己人给自己人当翻译，现在他们义务地为局外人提供翻译服务，表现了他们对局外人理解局内人有误差的文化估计，而几乎所有这种预设文化误差的插话都反映了局内人看待局外人的观点，在热烈的现场谈话中，主诉人还会针对插话人的谈话做证实或修改的再说明，两相再度合作，努力弥补局外人与局内人观念的差距，尽量让田野作业者听懂他们所说的话。细心的田野作业者可以从中看到他们运用局内词和以局内人的眼光想象与运用局外词的努力过程。三是在主诉人、插话人与田野作业者的交叉谈话中，他们所使用的局外词与现代流行词汇和流行叙述方式相切换，产生了政治附会意义和传说文学意义。在现场访谈中，高明的田野作业者要能既关注主诉人的谈话，也不冷落任何插话人的插话，好比弹一架钢琴，一个人把所有的琴键都弹响，制造出一个翻译词的交流现场，控制得好，还能保证这种交流始终不断，贯彻谈话的始终。
第二种，谣言式的与社区式的翻译词。翻译词与地方文化构成不同的文化“真实”，而不只有一个文化“真实”，这是田野作业者必须注意的情况。从类别上说，田野作业者大致能听到两种翻译词，一种是谣言式的翻译词，一种是社区式的翻译词。评判两者的仲裁人，是有威望和可信赖的地方信息提供者，田野作业者的任务，是研究这两种翻译词，而并非倾听一面之词。从近年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看，在乡村社区中，新兴的经济暴发户与传统的种田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群众舆论都是不一样的。新兴经济暴发户经常搜集有利于他们的极端事件资料做翻译词，用以解释他们的不守成规的创业行为，但很难得到家乡舆论的普遍认可，被认为是谣言式的辩词。传统的种田农民户在人口上占大多数，他们依照民俗规律办事，人缘基础深厚，说理的方式符合民间的传统思维习惯，所提供的翻译词被视为社区式的证词。由于两者都将自己面对田野作业者的翻译目标伸展到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伦理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田野作业者要注意它们对于自己理解社会文化变迁的现实意义，同时还要注意这一倾向在学术观念上的挑战性。
第三种，正式谈话与闲聊的翻译词。翻译词的场合性很强，即话要看对谁说？说了以后做什么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跟外人谈话和跟家人谈话所使用的词汇与语气都是不同的，在正式谈话和非正式谈话中所叙述的内容与讲话的分寸也是有讲究的，这种情况在现代田野作业中也适用，他者文化集团的成员在使用翻译词时，会考虑场合和用途，这已成为双方田野关系中的一个互动要素。田野作业者在听取翻译词时，也要留心这种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