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在山西洪洞县通利渠和陕西泾惠渠等拥有发达水利系统的地区发现了另一种情景。民间也有水利纠纷，但争端的目标是“渠段”。沿渠各村把渠道分为不同的渠段，每个渠段之间设斗门为界，一个斗门所辖的渠段就是一个小社会。从渠口到“渠段”的距离远近成为一方贫富的关键。因此，与四社五村的下游村权力大相反，在这一带乡村中，上游村权力大，他们往往制造种种口实抢水、占水、成了民间社会舆论中的水霸形象。下游村对之谈虎色变，心存畏惧，怨恨有加，背地里指责他们“不公平”“比鬼子还坏”，口服心不服。在历史上，地方精英的捐资修渠和水管理系统的渠董缙绅推举，也都与上游村的既得利益有关。从分析资料看，在这种不缺水的地区，产生上、下游村紧张关系的原因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上游村是把水看作一种可攫取的经济资源，在下游村基本有水的前提下，利用“近水楼台”的地势优势，超时用水和超量用水，建设了比下游村更为发达乡村小社会，成为水利村群落中显眼的“金窝”“银窝”。由于水足土好，上游村至今比较富裕。调查组因此确立了“水利—资源”的观察视角，同时发现，在这一地区，由于历史上存在着剩余的水资源，给了上游村用水的“天机”和“商机”，他们也借机创造了许多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层，获得了比下游村更多的经济支配权和政治支配权，因此在权力地位上，与四社五村相比，出现了从下游村向上游村的转移。
距泾阳县百里左右的陕西蒲城县是第三种情况。这里的水利灌溉条件不平衡，平原地带有洛惠渠流过，提供农田用水；山区和塬区长年吃泉水和窖水，天旱时尤其缺水，无法灌溉。在多水源而不稳定的情况下，民间的水利纠纷就是“争水源”。蒲城有一处极负盛名的水源圣地——尧山圣母庙。自明代以来，当地有尧山十一社，由十一个村庄组成，每年清明节期间，他们来到山上祭祀圣母，举行接送圣母塑像的仪式，同时在紧挨圣母庙的山泉眼内，取神圣的湫水，进行求雨活动，历久不歇。十一社奉行轮流执社的规定，每年的执政社握有当年分享圣母控制社会灵力的最大权力，即代行诠解“签簿”的神职。签簿上写满了灵言谶语，等于圣母的预言。其他社在当年敬神、祈祷、许愿、还愿和求雨，都要经过该社人解释签簿后，发出圣旨，方可进行下一个步骤。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尧山圣母庙的地位不可动摇，有了圣母的暗中保佑，山泉才有水，天上才降雨水，渠水才会长流。一旦人心不古，行为失衡，就会遭到圣母的惩罚。根据对蒲城民俗活动的调查，学者确定了“水利—庙权”的视角，并指出，尧山十一社主要是通过对女神庙的朝圣，利用庙权，对水资源实行象征性的管理。在庙权的管理中，水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这与当地水源地不平衡的生态基础相符。控制水权的方式，是在人们认为深不可测的山泉水和雨水的来源方面，制造神秘传说和显灵故事，并把神机和圣绩都归于尧山圣母，以将有限生态资源的现实与无限控制权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一种精神平衡。这种圣母传说的流传，还造成了历史控制与现实制约的机制平衡，山泉村人与山下人共享水源地的心理平衡。人们把所有的紧张与恐惧的消解权力都交给了高耸的神庙，自己也就一身轻了。调查组发现，在这一地区，尧山圣母的惩罚传说特别多，讲述人也特别活跃，把庙权烘托得十分突出。至于水的问题，位于其次；更没有什么上游村和下游村的权力排行问题了。
中法项目组通过以上三个个案的分析，在华北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生态与历史社会内，对民间村社管水的观念和方式，根据其不同的田野资料，进行了不同的分析。他们认为，在“争水期”的乡村社区，存在着缺水的生态危机，同时也创造了节约用水的历史；在“争渠段”的乡村社区，存在着经济资源的潜在竞争，同时也创造了贫富农民相互制约水源的开发和地方精英与村民合作办水的历史；在“争水源”的乡村社区，存在着水源地高地不等的地形差异和天然不合理的用水现象，同时也创造了以庙权控制水利的象征性管理方式。
五、统计法的比较叙述
这一方法，指建立较大规模的交叉比较叙述系统，并引入统计法做分析。
为了克服少数个案调查的局限，现代田野作业已将工作范围扩大在相距不远的不同地区内、在差异较大的个案点之间，就某一研究专题，建立限定描述的框架，然后对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一）建立人文关系区域档案
人文关系区域档案，简称HRAF（theHumanRelationsAreaFiles），由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创立。它按照统一的分类编排，把同一社区的详细民族志资料写成较短的描述文章，归类在一起，供学者研究使用。这些资料被输入计算机，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资料库。有些学者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如此操作的结果，是把田野资料从学者叙述田野调查点的独特地方意识和文化背景中抽取出来，失去了田野资料的特殊文化意义。别的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可能对这些社区并不熟悉，却依赖它们从事研究，因而缺乏田野工作者从事田野作业所获得的理解他者文化的特殊意识。但是，虽然有种种批评，这种区域资料档案现在仍然是现代学者研究的基础[6]。
（二）村落家户统计描述
这种调查可以将对人文关系区域资料的描述置于更具差异性的环境中进行，同时也能做宏观比较分析，有利于揭示人文文化分布的多层次性和意义多样性的特点。法国人类学者艾茉莉研究台南社火，从80个村扩大到300个村，反复调查，并做统计描述，时间延续达10年，提出了移民社会权力与社火表演关系的新观点。在上述中法项目中，田野工作者也将个案点伸展到山西、陕西两省，及其所辖霍县、洪洞县、介休县、泾阳县、蒲城县和富平县，并在后期工作中，采用了统计比较法，点面结合，开展较大范围内的比较叙述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