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在参观“非法”斗鸡风俗时，遭到了突然袭击。）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赛场。警察跳下车后，跟电影中的匪徒一样，挥动着枪支吼叫，但并不真的开火。村民发出了“pulisi！pulisi”的尖叫声，四下散开，夺路而逃，他们的头影消失在墙垣后面，或从平台下面爬走，蹲到矮小的柳条栅栏后面躲起来，或纵身爬上椰子树躲藏。那些参赛的公鸡疯狂地到处乱跑，爪子上还缠着锯铁，其锋刃足以割断一个手指或捅漏一个脚背。
我妻子和我愣了一下，但立刻意识到，应该按照人类学所说的“跟在家一样”的原则，随村民逃跑。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同这里所有的老百姓行动一致。我们来到一条主要的街道上，向北跑，离开了我们住的地方，斗鸡场就在它的边上。跑到半路，旁边一个逃跑的村民突然钻进了一个院子——他自家的院子，我们眼前已是茫然一片，除了水田、旷野和一座很高的火山，什么也没有，便只好尾随其后。当我们三人跌跌撞撞地进院时候，他妻子的脸上显出了一种过来人的神态，马上搬来了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拿出一块桌布、端上三杯茶。我们无须多少寒暄，便坐下来品茶，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
几分钟后，一个警察煞有介事地来到小院，搜寻村长。（这位村长是斗鸡的组织者，一直在斗鸡场，看见全副武装的卡车开过来时，他跑到河边，甩了围裙，跳进水里。等到警察追过来时，他正往头上浇水，他就对警察说，他一直在洗澡，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警察不相信，罚了他三百卢比，这是村里集资的数额。）当警察在小院里发现了我和我妻子这两个“白人”时，表演了一出阴阳变脸的古装戏。过了一会儿，等他重新找到感觉时，又开口说话，盘问我们怎么解释我们的来历？这时我们的五分钟主人竟然挺身而出，为我们辩护，详细地、准确地、又热情大方地描述了我们的一切。这回轮到我莫名惊诧了：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们除了房东，还有眼前的这位村长，并未与村中的任何活人交谈过。只见他冲着那个神色傲慢的爪哇人说，我们住在村里是理由充分的。我们是美国教授，政府早就说明白了。我们是来这里研究文化的。我们要写一本书，把巴厘人的事情告诉美国人。我们整个下午都在他家喝茶，谈文化问题，根本不知道斗鸡的事。我们一天也没见到村长，还以为他到镇上去了呢。警察果然被他搞糊涂了，不再查问下去。
……
第二天一早，整个村庄对我们来说都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成了不再被漠视的人，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成了被倾注温暖、兴趣、特别是巨大欢乐的对象。我们和村民一样逃跑的经历，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村民们跑来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经过（我只好不厌其详地讲述那个故事，一天竟然重复了五十遍）。他们有礼貌地、十分感动地、接二连三地问：“为什么你们不就地告诉警察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不说你们只是旁观并没有赌博？”“你们真的害怕那些小枪吗？”
……
转机来了。从此我们与这个社区建立了关系。我们真正地“进入”了，整个村庄都对我们敞开了心扉。以前没有任何外来人能享此殊荣。
……
当然，在一次突然袭击中，因遭现场追捕或被险些捉拿而为当地人所接受，由此建立了人类学田野作业中被神秘化了的、必要的田野关系，也许未必是一种很有普遍性的个案，但对我来说，它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它直接导致了一种柳暗花明的、千载难逢的和完全的接受效果，把我带入了一个外人很难打进和透视的社会。从此我获得了一个直接的、观察“农民精神世界”的、局内人的视角，我后来的工作全部仰赖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起那些没有机会和当地人一起从武装警察的手下狼狈逃跑的人类学家来说，我是幸运儿[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