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研究的压力。现代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重视个人生活史，但个人叙述中的主观意识的表述，不是民俗，而是文学。特别是现代人的微观生活史，具有很强的个体意识，往往是现代学校教育的产物。而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民俗教育模式有很大差别。这就造成个体认知与民俗知识系统之间的差别。在传统教育模式中，受教育者大都是不识字、不开放社会的人群主体，他们有集体化的思维方式，有同质化的母题、主题的叙事套式，有稳定的日常实践规范，等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学校教育有明显区别的。现代社会的微观个体意识，更适合创造个性化的新传统，倾向于使传统的民间文学母题产生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乃至产生国际交流意义，这就给民俗学的研究带来了压力。但是，认识到这两种教育模式的差异，又正好是现代作家的机遇。如果他们能够把握这两种模式，就能给现代小说创作以十分不同的养分和灵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成功值得民俗学者思考。
第三，非遗保护的压力。民俗学的本质是承认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一门富有差异化属性的文化科学，而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不过，民俗学的研究，只是揭示其中的“看不见”的精神种类和文化逻辑；而文学却能保存其中的“看得见”的形象和文化符号。民俗学对“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文化施行双重保护是有压力的，而它的解压者正是民俗学小说。
能甘为这三点去奋斗，写出中国的民俗学小说者，难找。现代民俗学还有其他的解压方法，比如数字化。数字化能把海量民俗信息转化为数字数据保存、展陈和研究，但数字化是高科技的新郎官，而文学对于民俗学却好比“望夫石”上的“孟姜女”，彼此的血缘关系既旧且深。对身处现代阅读体系的读者来说，把民俗学难以处理的文学资料写成民俗学小说，还能引导读者跨越以往阅读的封疆，引领他们走进另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作家以其心智的强大，开启读者对民俗文化想象力的强大；揭示民俗文化的理想价值体系对于良性社会运行作用的强大。
写民俗学小说的人才，还要具备跨行作业的创作素质，包括对民俗学和小说的两者，要两边懂、两边通；对精英理论和民俗学两者，要两边吃，而且都能吃得下；对现代和古典两头，要能通今，也要能汲古。不过，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一定的民俗学专业训练，因为民俗学小说的创造力，很关键的一条，是来自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经历和资料。此外，作家本人的创作动力也要十分强大，要甘为民间文学的驱动而付出，要甘为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缺少书面历史的、没有多少人为之写小说的普通人的权利世界去构思现代小说；还要对集体性叙事类型和套式，与现代个性化的叙事转型和变迁，都加以揣度和吸收，然后讲出更漂亮的新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加强了对西方人类学小说的理论和著作的译介，国内也涌现了一批使用民俗民间文学素材创作的文艺小说和影视戏剧作品。我国政府进入联合国非遗保护公约后，又有不少民间原创的代表作浮出水面，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符号系统。有了这些铺垫，再有相应的人才，民俗学小说可谓呼之欲出。我相信，对我国民俗学小说的开拓，总有人会去努力，至少在原则上，做到文化风格、思想风格与语言风格相统一，它的发展就有希望。
[1] 古湾村原是属于古城镇，但现在因搬迁，已属于陈堡乡，但是古湾村人还习惯于说他们是古城镇人，故而本文沿用古湾村人的说法，称为“古城镇古湾村”。
[2] 垣曲县政协委员会编：《垣曲文史资料》（第三辑），内部资料，1987：88。
[3] 张紫晨：《中国民俗·旅游丛书》，《总序》，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1998：1。
[4] 张紫晨：《中国民俗·旅游丛书》，《总序》，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19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