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女人类学家兼作家露丝·比哈尔（RuthBehar），我在美国见过她。她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但并没有将在著作被理论抽象后剪裁掉的大量田野作业资料抛掉。她采用了与前辈不同的做法，就是将所有田野资料捆绑在一起，写成了一本长达457页的小说《女性写文化》（WomenWritingCulture），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119页），描写自己在田野中与被访谈人打交道的日常经历、双方的对话、冲突和互读。为此，她还提出一个新观点，即田野作业也是一种翻译被调查人文化的工作。她认为，在现代田野作业中，学者与民众接触的性质，已不再是单纯地获取学术资源，而且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未知世界表达敬意。学者对民众的文化，首先是翻译，其次是研究。文化翻译的过程，也是让学者反思自我文化的过程。学者不应该只顾自己出书，出了书就把田野资料私藏起来，或者丢掉。学者应该有这样一份责任心，展示民众提供的鲜活文化，坦诚地面对现代社会与传统民俗文化的衔接与冲突，对多元文化的接触和相互接触后的多种反应，都应该做出符合学术伦理原则的交代。总之，学者不能以学术研究为由，“侵犯”被调查人的原文化价值体系和审美生活。我认为，我当时被她说服了，连她光彩照人的外形也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她曾对她的学说连讲了七讲，我连听了七讲，每每都在座位上浮想联翩。那时她的这本《女性写文化》还没有正式出版，我请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出书的英文名字，谁料她不但写了，还画了一朵小花，在小花的下面，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始信这是出自现代人类学家手笔之举，她对她从未登陆、却在我背后高大屹立着的中国，充满了好意。在我们之间随后的谈话中，她对另一个东方未知世界的尊重和友情的表达，也随处可见。
西方同行有开拓，不等于就能产生中国的民俗学小说家。这是因为，民俗学小说家不仅要懂别人的方法，还要能发明自己的方法。这种作家不好找。再次，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缺乏继承本土文学遗产并向现代化转化的实践积累。中国自古有小说模式，历代文人中也不乏写小说和编故事的旷世奇才，司马迁、关汉卿、冯梦龙、罗贯中、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和纪晓岚都是个中高手，还不要说各地、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话本说家、讲经僧侣、史诗艺人、墟场歌仙和城乡故事讲述人。他们都掌握着小说家的经典祖本。然而，如何学习祖先遗产，领悟他们、把他们的本领抽绎出来，转入现代阅读体系，并加以传播，这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方面的积累、探索和实践，也需要时间。
其实，现代民俗学传承本身也是需要小说的，这是因为现代民俗学有三个压力，可以通过创作民俗学小说的途径去化解。
第一，资料的压力。民俗学是要研究民间文学资料的，但民间文学的传播却要靠文学。民间文学资料中的美学思维、价值话语和情感表达，是要用文学的手段去保存的，更需要用文学的形象去演绎和再现的，这是任何学术论文都不能代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