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后，不乏自然科学向文学“求婚”的历史。20世纪初，中国的中西学术文化大碰撞、大交流，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纷纷建立，与自然科学共同成为人类科学大家族中的成员。一时间科学昌明、文学繁荣，“新”字当头的科学书刊和文学小说成了最高“票房”的赢家。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更为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舞台。五四响亮的口号“科学”与“民主”，更是从国家民族独立的高度上，揭示了科学“爱慕”文学的本质：它不仅是精英的权利，还是普通人的权利。但是，以往精英的权利备受关注，而普通人的权利却遭到蔑视。五四时期，已有现代作家为此而书写现代小说，揭示这一人类精神家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以民俗学为例，曾起步于展现普通人权利的民间文学，就把民间文学当作理想化的文化价值体系加以构建。五四进步学者中参与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者，还遍及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等多个学科，使发展民间文学在广义上成为现代新文化改良和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向。到了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传统仍在延续。民俗学本身，则始终把民间文学当作半壁江山，至今仍在学问结构上，以括号的形式，认同民间文学的研究，写成“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总之，在多重意义上看，都可以说，民俗学有“文学”特质。
文学的产品之一是小说。20世纪中后期以来，高科技发达、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人类的科学和文学兴趣也在提升。他们在继续探寻自然科学的奥秘，同时也在坚持建设高尚文学的价值体系，维系自然与人文的和谐，那些为人类和谐理想而唱诵的小说，更是功臣。
但是，我国至今有小说，而没有民俗学小说，这是一种遗憾。究其原因，是它的产生过程十分艰难。首先，是缺乏产生民俗学小说的作家的空间。在民俗学的理论发生期和发展期，保留了文学的位置，但民俗学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构建宏观理论，难免对文学小说创作采用规避的态度，结果使民俗学小说的作家难以产生。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原来也是五四作家，但他始终没有写民俗学小说。其次，缺乏以文学手法处理民间文学资料的工作框架。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人类学小说兴起，其作者恰恰正是一批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他们创造了一套用小说方式处理民间文学资料的方法，一时间人类学小说家崛起。他们的工作要点概括起来，大体有四：①用双时间法，处理神话思维和现实日常实践的双轨现象；②用广场法，处理“怪人”个体与集体狂欢共存的节日现象；③用“大词法”（bigword），处理即兴表演与母题类型的跨时空传承现象；④用注释法，处理民间文学与地方知识的互读意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