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文化的尝试。写文化，被西方女人类学家解释为田野作业更实证的、灵活的、发现的、话语的和辩证的民族志写作。她们提出，在这种写作中，女性已日益显示了自己的性别优势。从前的人类学调查，都是由男性人类学家携妻子同往，但男人干、男人写；如研究巴厘岛斗鸡的吉尔兹夫妇。近年已经变成了男人干，女人写，原因是女性更善于评论别人，更善于理解传统，而且女性写田野小说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
一些田野工作者还提出，撰写田野小说，不妨碍发表相同性质的学术著作。因为两者都要得出符合人文科学的结论。比起学术著作，田野小说了更加文学化、诗意化，本身既像学术读物，又像文艺创作。这种小说，能够更多地吸引人们的视线，使人类学和民俗学这种以往比较枯燥的人文科学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或听众。科学让人不舒服，田野小说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四、民俗学小说
我国至今有小说而无民俗学小说，这是一种遗憾。但民俗学是需要小说的，因为民俗学有三个压力需要通过创作民俗学小说去化解：一是资料的压力，虽然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的传播却要靠文学；二是研究的压力，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重视个人生活史，但个人叙述中的主观意识不是民俗，而是文学；三是非遗保护的压力，民俗学的本质是承认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一门富有差异化属性的文化科学，而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但民俗学只能揭示其中的“看不见”的精神种类和文化逻辑，文学却能保存其中的“看得见”的形象和文化符号，民俗学对于“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文化施行双重保护是有压力的，而它的解压者正是民俗学小说。
人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其实都与文学有缘。但文学要与自然科学结缘，还要有合适的作家、合适的时代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结缘的合适的条件。近代文学就当过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娘，比如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20世纪来到中国，曾引来中文读者为之唏嘘迷狂。我那时是念小学的小小少年，也加入了这股思想热潮。那时夜读小说，白天立志“向科学及进军”，一个人被两个梦牵着疯跑。后来我读了雨果的书，才知雨果早就讲过文学与科学的相关性，他说“没有一种心理机能，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对象。它是伟大的潜水者。科学到了最后阶段，就遇上了想象”。现代中国人对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也有自己的土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亿万少年同唱的一首校园“红歌”，新中国少先队队歌，它的词作者就是中国文豪兼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还有一些科学家，如华罗庚、赵九章、茅以升和王梓坤等，也莫不以科学家善属华章而被称颂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