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式的利用民俗降为低调，文化阐释升温，这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得日益明显。在新的背景下，学术界对民俗文化进行了新的界定，社会上使用民俗资料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各地兴起了开办民俗博物馆的活动，并成为一时之热。民俗博物馆的重点工作是陈列“民俗标志物”，许多博物馆为加强民俗文物的直观效果，还模仿日、韩等国家的做法，把“民俗承担者”聘请到民俗博物馆中来做现场表演，提高观众的观摩兴致。但这种做法的性质，也是与本节所说的田野阐释知识系统有区别的。这可以从后来的民俗博物馆降温的事实中看到。原因是民俗博物馆的着眼点是陈列典型的民俗文物，而不是现实民俗生活的长卷。它只要抓住“民俗标志物”一项，顺便借助“民俗承担者”现场表演的另一项，就足够了，并不讲究“民俗环境”的依托作用。而从民俗文化本身看，这种解释方式，等于把民俗标志物的上下文给弄丢了。如此一来，民俗标志物也就不成其为民俗的文化标志物了，它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独特地方意义。与此相似，近年各地建立的民俗村，一直把民俗标志物和民俗承担者放在一起，常年举办“天天结婚”“天天过年”的仪式，但由于脱离了“民俗环境”，也被说成“假民俗”。
现代活跃的民俗旅游业也是缺项的。它倒是具备了“民俗环境”和“民俗标志物”两项要素，但缺少“民俗承担者”一项，这一项的角色被导游员代替了，这就使民俗的解释不免商业化、趋利化，与民俗文化本身的知识系统脱钩。
上述三种情况，都从不同角度宣传了民俗文化的价值，但本节要强调的人，它们都不是民俗学的田野阐释内容。从田野调查看，民俗文化自身的知识体系在三项兼备时才是稳固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自律自正的三角形框架。田野作业者对民俗文化的田野阐释，只有三项具备，才能产生知识增殖的学术效果。上面的几个例子证明，在缺项的条件下使用民俗文化，会造成民俗文化知识的缺失，因而不能产生田野阐释的知识增殖。
要实现田野阐释的知识增殖，就要遵循下面一些基本的工作步骤。
在学术观念上，把民俗事象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人群活动和文化创造标志物中去考察，从而把民俗定义为可以考察和研究的文化对象。
田野阐释知识增殖表达式
民俗=民俗环境∩民俗承担者∩民俗标志物①
（∩表示互动。∩≠+，即不表示三项构件相加。）
在田野报告的写作中，要始终把握三构件有机联系的思想，运用民俗学田野阐释知识增殖理论的模式，避免拆件。在写作内容上，要表述学术问题的起点与结果分析，表述处理资料的起点与结果分析，与表述方法论的起点与结果分析。
兹以一份研究生田野报告作业为例。
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古湾村的高跷调查报告[1]
2001年春节期间，我两次到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古湾村对古湾村高跷进行调查。古湾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2000年因国家小浪底工程建设的需要，全村由原地搬迁到垣曲县中部的陈堡乡。古湾村原属于的古城镇曾是垣曲旧县城，1959年县城由原古城迁到今县城刘张。但是，古城作为一个古县城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并且也影响了周围各村，其中就包括古湾村，这也是古湾村高跷得以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古湾村又紧挨黄河，与河南省渑池县隔河相望，古湾村高跷的发展又受到了河南艺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