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1中，以三角形的三边示例，分别表示田野知识增殖三构件的名称。底边为构件的主体——“民俗承担者”，两斜边是主体的必要附件，如左斜边为“民俗环境”，右斜边为“民俗标志物”。三边相依，构成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时间积淀物和互动创造对象。阐释它们的理论切入点，分别用三边交点的文字表示，如“政治经济变迁”“文化变迁”和“社会组织变迁”。三角形里的三条内连线，指三构件知识的民俗叙事类型，可分为“仪式叙述”“宗教信仰叙述”“岁时循环叙述”三类。在三角形的外三边上，切分任意两边的虚线弧形图，是指缺项的形式，如20世纪以来国内运用民俗文化的三种情况，它们都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理论成绩，但相对而言，与田野阐释的理论构架系统相比，都不是同一种学术研究。
20世纪是一个民俗文化高扬的时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俗文化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几度被调查、被搜集、被阐释和被运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富于上层大历史和上层典籍文献的文化大国里，民俗文化能获得如此社会地位是不容易的。
就对民俗文化的认识而言，因为承认它和研究它的时间匆促，所以在对它的实际运用上，还有比较复杂的情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文化先锋到民间去，搜集歌谣，动员民众，进行现代社会革命和文化改良。当时他们走进民间后，等于进入了“民俗环境”，而他们热情地做民众的思想工作，等于认定有一个“民俗承担者”的阶层，总之，图上的两项构件都有了。但由于当时的革命目标要求革命者把民俗承担者在民俗环境中信奉的一些民俗标志物，包括神灵偶像，当作革命对象摧毁，于是造成了对一批民俗文化遗产的扫**，在理论上，也就谈不上全面地研究民俗文化。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掀起了新民间文学运动。知识分子下乡与工农打成一片，从行动上，把“民俗环境”与“民俗承担者”两者，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当时知识分子对农民文化是持改造态度的，如要破除迷信，改编旧唱本，创作革命新书和新秧歌戏等，对民俗标志物予以加工改造，创作了符合革命理想的新民间文学产品。结果运动一过，这些新产品大都不在民间流传了。这种以否定或部分否定“民俗标志物”的方式对待民俗文化的做法，是与民俗文化的知识系统脱钩的。而在它的民俗改造系统内，有设计师、有指导思想、有明确的新“旧”文化配比元素表、有书斋生产流水线，因此它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不过，它符合当时对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正确理解和顺应选择，具有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因而其编创主流倾向受到了欢迎，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