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俗学田野报告的一般情况看，民俗承担者的叙事文本内容，一是对社会制度和经济变迁的强意识形态与外来文化入侵的反映；二是对日常生活的弱意识形态的缓慢渗透的反映。两者虽然都是人为文化，但相比较而言，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日常的；一个是以仪式表演为叙述形式的，一个是以岁时惯行为叙述形式的，民俗承担者对两者的表达是有区别的。他们往往分别使用上行词语和下行词语表达他们的看法。例如，在仪式叙述中，民间经常运用“皇帝”“黄帝”等对上策略的词语，即上行词语；在日常生活中，民间经常运用“祖先”“时运”等对下策略的词语，即下行词语。田野报告作者的工作，是透过这些词语，演绎民俗文化中的上下行概念的运行过程，阐释民俗承担者在建设民俗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民俗承担者的方面说，这些理论上的说法，对他们而言，都是超人生经验和超直觉观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过日子的人，是与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事物血肉相连的共生体，常年依赖于局部的和功能的文化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不可能跳到自己的视野之外去说明自己。如果田野作业者跟民俗承担者讨论理论问题，就会一无所获，而田野作业者自己正是在这些地方产生知识增殖。
民俗标志物，指在特定的民俗环境中存在的、由民俗承担者世代传承的、以具体物件或具体事件为指代品的，积淀了民族内部的文化含义的、带有历史标志性的东西。它可以是一种物化产品，如旗袍、筷子、饺子、对联、脸谱、四合院，也可以是一种行为或事件，如过春节、度中秋、吃饺子、放鞭炮、祀灶神、祭祖先、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唱大戏和讲述盘古女娲的神话传说等。
民俗标志物是民族自识的标志。它在多元文化碰撞的时候，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语境中，会发生特殊的民族凝聚力，帮助人们保护多样性的地方文化，促进多民族、各区域文化的相互理解、开放交流与共同发展。
民俗标志物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认同中形成，既有遗传能力，也有变异能力，通俗地说，能“死”也能“活”。它的生命力极强，历经民俗环境和民俗承担者的反复选择、反复淘洗而流传不歇，故旧弥新，有的还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物，如中国民俗文化中的龙。
对于田野报告的作者来说，描述民俗标志物，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增殖点。它是由民俗标志物所携带的两极性特点产生的。当它们在原有的民俗环境中放置，被原有的民俗承担者所使用的时候，是最熟悉不过的事物，许多书刊杂志经常用“熟视无睹”“习而不察”等词汇形容它。而当它被局外代言人挑中并选用的时候，会突然升值，让本民族的文化成员重新认识和估价它，并对从前的群体失察做文化反思。在现代社会，民族文化成员还会寻求局外代言人的合作，利用民俗标志物制造新闻，创造大众时尚，扩大发展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外交运动，搞“民俗搭台，经济（或政治、科技、文化、外交等）唱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兴起的中外风筝节、国际龙舟节等，都是从局外到局外的两极转化产物。田野报告的作者如从描述和阐述民俗标志物的两极性入手，去阐释它的特性和内外观的叙述内容，能搜集到许多尘封已久的旧知识，获得过去书本上没有的新知识。
各个知识增殖点的有机结合，是对地方知识系统的重构。它体现了民俗环境、民俗承担者和民俗标志物三者互动的结合体。三者缺一不可，这是田野报告的作者要注意的。缺了哪一项，都会破坏对民俗文化内在结构的理解，无法描述出民俗文化知识体系的完整含义。下面分析几个例子，说明缺项会导致非民俗文化的理解的结果。
图1 田野报告知识增殖结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