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重新认识民俗学是通过历史学。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Arkush）教授远渡重洋来找钟先生合作，钟老派我前往。这种合作持续到2006年。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和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共同撰写了《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一书。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田野作业不是寻找历史文献的另一半隐形文字，而是重构民众的精神世界，而且需要从民众的角度加以重构。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学者需要转到民众的立场才能发现这个世界。1997年至2003年进行的华北基层社会水利研究是又一个转折点，这次工作历时6年。法国历史学者蓝克利（ChristianLamouroux）到北京师范大学拜访钟先生。钟先生认为他提出的水利问题有价值，同意他们要我合作的邀请。我们最后出版了合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在这本书中，我们以民间用水观念为社会构成支配因素，考察基层社会农民自治组织在几百年干旱的恶劣水环境中，建设团结节约的小康示范点的个案。我们去了山西和陕西的3个县155个村庄，有一阵子，我和学生背着矿泉水箱子，几次爬上晋南的缺水山村，进入了海拔较高的“田野”。那里的农民热情极了，把新娘子没舍得盖的被拿给我们盖。我们也不好意思盖，就钻进自己带的被套里睡。我送给农民社首一盒龙井茶，他却供在佛龛上。后来我才明白，不是他不喝，是我弄错了。当地没水，拿什么泡茶？他们把土渠的水烧开一杯，放上红糖，递给客人，就是最大的敬意，自己照样舍不得喝。就是在这样一方土地上，却有着严格的节约用水习惯法，而整个山区生产活跃、家户和谐，人民乐观。这显然是另一种“特质”历史，是需要民俗学的理论和田野实践，并与历史学者合作使用书面文献，才能写作的历史。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对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田野中产生的文化功能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在《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指出：“在华北农村严重缺水地区，水环境恶劣，用水艰难，一些农民放弃了灌溉农业，耕而不灌，重点维持人畜饮水。从欧美国家的水项目看，在这种地方就不存在水利了，因为不灌溉就无所谓水利，也就没有什么水利系统和水利管理概念了。但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华北农村水利工程的多样复杂性。在华北的一些县以下的村庄中，有些个案正好相反，干旱村社的水利活动照常活跃，水利系统也很严密，水利管理的观念也相当突出，这些都不亚于灌溉水利地区。不同的是，在灌溉水利地区不大被注意的节水问题，在这里却被大加强调了，还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水利工程与节水管理的关系，被提升到了最高的位置，用以构架地方的经济、政治、婚姻、宗教、交通、贸易、教育等各种组成社会关系的关系，构成了以节水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贸易关系、宗教关系和行政关系，形成了一种与灌溉水利十分不同的不灌溉水利社会模式”。很明显，用从前考察灌溉水利社会的方法考察这种不灌溉水利社会是不合适的。从民俗学的研究看，需要避免的，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强调民俗功能的独立性。从这类田野个案看，缺水农民的梦想是水利灌溉，所以缺水危机和水利民俗的两端都被他们给放大了。他们的节水民俗是在可视的缺水物质基础上所产生的丰富节水文化的非物质精神行为类型。这种节水文化的抽象化程度，受到了直觉判断的严格限定，也始终带有遵循历史传统的法理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国特质文化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