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变化。民俗学者走田野，不等于不要历史文献。但要区别现代民俗学史上的“历史化”“历史过程”和“历史性”的不同概念。中国的文人学士搜集采风的事，古代就有；现代学者在很多学科中也做，不止民俗学。但以往的搜集活动大都是“历史化”和“历史过程”中的事件，负有“载道”的使命，自身的意义和附加的功能都不只在搜集，我们的西方同行也有这种经历。现在的民俗学者做田野，就要关注民俗搜集文本的“历史性”。因为有了“历史性”的意识，才能了解民俗文化怎样成为各国各民族主体文化中的特质文化成分。这种“历史性”，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某一社会阶段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也不是以往学者做学科的“历史化”手段，至少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把学者的概念强加给民俗和民众，会由学者替民众“翻身”，替民俗“特色化”。结果干了一阵，以为自己改变了世界，没想到民俗转了两圈又回来了。民俗学要研究的民俗是它本身具有的“历史性”，这是一个动态的，镶嵌着历史传统模式的、又随日常生活和具体社会变迁的、能始终与大自然对话的和能在现世和超现世之间穿越协商的大知识系统。这个“历史性”不受时间的牢笼限制，它是一种有超级长度的文化类型，为特定社会的民众群体所固有，在民众的思维模式中，在民众的行为模式中，在民众的物质产品和社会组织中。它们与其他阶层的社会文化互补。以往“历史化”和“历史过程”的研究，将之视为上层文化的对立物，这是政治、经济、阶级的视角。要不要解释？要解释。但解释了以后，你会发现，它还在“灯火阑栅处”。因此，学者本身也要具有“历史性”意识，并将之纳入问题意识，这样才能发现藏在一般文化中的“特质”。怎样找出“特质”？到田野里去找。书面文献不是没有记载它，但很少，不全。已有的少量记载，写了它的形貌，没写它的民俗含义。去田野中怎样找？就是找祖先在历史上创造的，又依然活在当下的那些“特质”。特质文化是国家社会整体运行中另一个潜在的互补系统；是民族共同体成员识别自我，也让世界识别我们的文化独立身份。
在从事民俗学研究上，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的时代，有四个条件赶上了，这让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幸运，能大步走向田野。第一个，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俗学高等教育迅速扩展，承接了一批批国家社会文化建设急需的课题，这中间的很多课题需要到田野中去调查后拟立。第二个，文化部领导的中国民族民间十大集成志书搜集出版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钟先生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出版工作，这对发展民俗学的搜集理论和方法论是很大的推动。第三个，外国学者陆续找上门来，主动联系钟先生，国际合作项目增加，而这种国际合作大都需要在田野中完成。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民俗学的学术能力被激发发展。第四个，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系统，这对民俗学产生了冲击。非遗作为一种理念，很理性，但也很理想化。而全球化下的民俗学研究，更关注人类利用自然与文化的行为所产生的连续性影响文化，这就还要回到前面说的，保护民俗文化的“历史性”，同时民俗学者应具有“历史性”的研究意识。民俗学者要与非遗工作者共同寻求保护的出路。
当代民俗文化的发展，还超越了国家间、地区间和代际间的界限，营造了多元文化的接触点，这也提供了民俗学研究的新课题，使民俗学与跨文化研究越走越近。全球化还对民俗学对本国特质文化的自卫能力提出严峻的考验，要求民俗学带着自己的特质文化去跨文化，这时民俗学者则要回到书斋与田野两者中去，因为那里既有历史资源，也有鲜活的个性，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