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前后两个十年相比，不能进行理论对话，但老实说，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讲，十年插队仍然对我后来的田野作业有意义。我对农村生活的心理准备和忍耐力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我对农民群众的理解和敬意是自那时奠定的，我与民俗学的缘分也是从那时结下的，以后邂逅屈老师、又师从钟先生，便“命中注定”了现在的我，所以我不怕下乡，等我自己当了教师以后，也对学生这样说。
现在看，对什么是田野作业的问题，答案已经比较明确了：它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学者单方面的采风行动，也不是兴之所至的旅游出行；它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内容我在书里都写了。
田野工作者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矛盾，就是既要和研究对象亲密地相处，又要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因主观的感情结交影响了相对客观的理性判断。因此，田野工作者下乡时要很坚决、很热情，返回时也要很果断、很冷静。田野工作者的田野民俗志是在返回以后才写的，他们要从日常经历中跳出来做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说，田野作业的理论和方法又不是绝对的，田野民俗志也不等于民俗学的全部内容，这正是本书阐述的一个限度，希望读者了解。
为了促成本书的出版，先师钟敬文教授曾亲自撰写推荐书，鼓励我申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现在基金批准、出版在即，他却溘然长逝，再也听不见我诉说深谢，这是我此生无法平复的哀痛。他晚年提出建设民俗志的观点，还亲手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古籍书目，嘱我给研究生开课时参考。他把一个思想、一个题目交给弟子，自己就走了，不仅对我，对别人也如此，这正是他的大师风范。等我完成了这本书，才发现自己仍游在他的无边思想的海洋里，他却已化作天风海涛，在一浪又一浪地推动着游泳者。宇宙天下，师恩绵长，此为万世不移之理。不久前，我又突然接到安娜—列娜·茜卡拉的来信，得知劳里·航克逝世，心头再度掠过一阵悲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钟先生从日本回国，发展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并以此方式投入了反法西斯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瑞·韩克举起了芬兰《卡勒瓦拉》史诗的爱国旗帜，投身于反殖民主义和反文化霸权的世界潮流，推动了芬兰和北欧民俗学的建设。钟先生还在晚年根据祖国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说，影响重大；劳里·航克也在近年创立了《卡勒瓦拉》学院，提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中，发展以民俗学为主的多元文化理论建设，响应者众。两人不谋而合，都是20世纪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学者，他们的谢世，是一代国际民俗学巨匠的陨落。我给安娜—列娜·茜卡拉回了一封E-mail，表示对劳瑞·韩克教授的哀悼，此时我却不知怎样写一封E-mail给天上的钟老。
本书的撰写得到许多学者的大力帮助。美国衣阿华大学的欧达伟教授（）听说我需要桑斯黛教授（）的著作，不辞辛苦地到衣阿华大学图书馆查阅，并用E-mail准确无误地把信息寄给了我。台北的王秋桂教授在大陆改革开放后，曾来内地组织过几次大型的田野考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多次把有关资料提供给我，表达了对大陆田野作业发展的关心和学术推动。法国人类学者艾茉莉（FiorellaAllo）在和我一起下乡的途中，介绍了她的田野作业经验和学术观点，使我增长了见识，她的分析头脑和活泼姿态，也让我对田野工作者的形象增加了感性认识。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也有启发。在此向他们郑重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