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年，我根据在国内基层社会调查的实际，尝试使用适合国内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法。在大学的寒暑假和一些节假日里，我到过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的农村，搜集田野资料、开展课题研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参与完成了中美、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在这期间，我着重进行自己的探索，在不能套用芬兰理论的地方，包括在其他欧美理论行不通的地方，创造为我所用的观点方法。例如，在芬兰的边境小村调查时，我发现村庄的宗教仪式主持人毕业于美国的加州大学，深谙家乡的传统民俗，又能用流利的多门外语向田野工作者介绍；连那个演唱《卡勒瓦拉》的女歌手都是硕士研究生，人在日本留学，还计划将来到美国读博士，她要从理论到实践上，继承其家族传承的史诗遗产。这种民间受教育的程度与继承保护民俗文化的群体素质，在我国是不具备的。芬兰全国的民间文学资料挖地三尺，搜罗齐备，形成了现代科学档案管理系统，已用来接待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培养本国的民俗学者与民俗表演人才，这个速度，至少也领先我国三十年。因此，在这些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对象不同的地方，我们自己必须办自己的事。这两个五年相加正好等于十年。
时间不是切纸刀，一刀下去，边角齐整，不留毛边，怎么会呢？其实，在1982年以后，我也做过所谓的田野。最难忘的一次是1983年8月21日至25日，我刚读完研究生一年级，到辽宁省兴城县参加一个民俗学学习班，课后就地在海滨的一个小渔村搜集民间故事，进行采风实习。不过这种采风是旅游式的，事先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跟当地渔民做任何沟通，那些跟老乡闲聊的把戏，当过知青的人都会。虽然那次我搜集了七八个渔岛传说，但心里感到并没有什么收获，以为田野作业不过如此，凡下乡知青都能自学成才。之所以说那次永生难忘，是我在短暂的田野滞留中认识了北京大学的屈育德老师，她一个人在空气中漂浮着鱼腥味和嘈嚷人声的水边礁石上独坐，神态宁静，气质不凡，我眼前一亮，走了过去。以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原以为天生不是做田野的材料，自幼身体不好，接触社会又少，照理说，缺乏从事田野作业的体力条件和个人背景。但自从见了屈老师，我改变了想法。我们初见面时，她已是劫后余生人，曾染绝症的伤痕仍留在她清丽的面庞上，她却从未以此为由拒绝下乡。对于关乎祖国人民文化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事业，她的热爱之情和敬业精神足以感召我的灵魂。那一次，谈到采风，她也谈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其见解之清晰和深入，我后来一直很少听人说起过。
1987年，我为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曾到黑龙江和吉林做过田野作业。这时在导师钟敬文先生的要求和指导下，我已经阅读了外国民族志的著作，对科学的田野作业有了初步的了解。先生本人已不能带我去做田野作业，那时他已是84岁的高龄，到了坐拥书城的晚年，出远门下田野已经很难了，但他十分强调这项工作的学术意义，是我从事科学田野作业的启蒙人。后来我赴美留学、赴芬深造，也都是出于先生的鼓励。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片刻未曾停歇，这从他后来一直催促我的师弟师妹下乡的意图中也可以看出。1998年，先生又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里面还是提到了田野作业，这些都对我的探索起到了长期的指导作用。
前十年的这些经历，不能成为后十年田野工作的直接材料，但却是间接的积累。所以，在本书中的许多认识，是针对这段经历有感而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