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在华北地区的现代社会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地名。红色小说《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里面的许多群众原型，出自定县。加上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20年代张学良的部队驻扎定县、抗战前晏阳初在定县发动中华平民教育运动，直至1947年定县解放，这里曾是无数英雄豪杰驰骋的热土。
在这种环境中，定县的秧歌戏，穿着清朝的服装，扮演唐宗宋祖，念着宝卷的唱词，生存和发展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传奇故事。
它的社会文化内涵，主要是通过秧歌艺人和观众的生活史资料体现出来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末代皇帝，定县的许多神庙也被拆除，或改建为学校、机关。这是兴盛的秧歌戏，大演女性戏，如最受欢迎的是刘洛福的《老少换》和《怕老婆顶灯》，表现了农民戏不一定轻视女性的特征。
晏阳初来定县后，农民评价他是清官。平民教育会请洋博士熊佛西执笔，改编了秧歌戏《醉鬼》等，从此秧歌艺人不再唱醉酒闹事的戏。
农民回忆说，日本兵不是东西，端着刺刀看戏，其实一句话也听不懂。抗日初期，定县秧歌只演杨家将，不唱妇女家庭的戏，表示老百姓不服从统治。后来，秧歌艺人大贵子投奔了抗日游击队，任洛栓参加了共产党。
他们批评国民党来了收唱秧歌的税，拿不起税就不让唱戏，还说“唱秧歌，坏村子”。那时农民不敢唱私情戏。
他们说，毛主席是青天，他领导中国，穷人都当官。但共产党禁止迷信，秧歌戏里的目连戏自20世纪50年代初停演。
60年代，宋文川被打成全县唯一的不识字的右派。70年代，他借秧歌戏的公堂告状型故事，喝酒壮胆，拦了县委书记的车，唱戏喊冤。唱词出自《龙宝寺降香》：“常言说，好酒能遮人的面，我叫他吃几杯水酒遮面容”。这位书记后来主持了为宋文川平反的工作。这是东路秧歌的情况。
西路秧歌很幸运。1947年，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开进西柏坡，大兴延安文艺新传统，还放映苏联电影，把这一带变成了“晋察冀的小乌克兰”。几位村干部还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到他的住处看苏联电影，由毛岸英做翻译。
1993年，我们到西柏坡时，他们的子女为我们表演了陕北延安的新秧歌《拥军花鼓》和《南泥湾》。
但当地农民很会用政治术语表达传统的秧歌文化。西柏坡的阎二板大爷不识字，但小戏和民歌都唱得好。演唱之前，他先发表一通开场白：“西柏坡是中国的第二个延安，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建立了新中国……”全打官腔，郑重其事，表情自豪。接着唱起了《王二姐思夫》，唱完了，又谈了几句计划生育。
在政治压力大的时候，民间艺人只要与地方干部的私人关系好，还被允许表演传统口头文艺，干部说，只要干活快，唱“荤的、素的”都行。等农民开会时，也给干部面子，讲《幸福路上迈大步》的故事。
但是，从秧歌戏的口头文艺形式本身来说，它的戏曲话语的形式是比较固定的。老百姓借助唱戏和看戏的途径，表达对中国现代社会史的评价，所使用的戏曲唱词，也是传统的，如“神”“祖”“灾”“龙”和“清官”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叙述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感受。在这方面，可以通过分析他们所喜爱的小戏的内在含义，来分析他们的史评史观。
（一）女性与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