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看河岸一锭金，近看河宽水又深，
有心过河把金捡，河中缺少摆船人[42]。
……
故事讲白玉夫妇遭受劫难，患难与共，终于获得美满人生。这个曲目是河南马街书会的旧唱段，但在道教观上，颇像河北的道教宝卷经词，有黄天教的，也有混元教的。如唱词中的“远看河岸一锭金，近看河宽水又深……”之类的谶语，在混元宝卷里也一直使用。深受混元教熏染的河北定县秧歌《杨富禄投亲》在描绘夫妻患难时，同样用了这段话[43]。这至少可以证明民间文艺对华北道教有载体作用。
马街书会讲唱经卷的民俗长久地保存和传播了一批道教资料，这种现象，可以引起学者很多思考。首先，说唱经卷是一种快乐而不痛苦的宗教活动，因而能在民间社会产生持久的兴趣；其次，劝善是农民自我教育的历史方式，因而也能被用于解放农民的革命思想运动，许多讲唱人后来还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文艺的骨干[44]。最后，这类道教与民俗相融合，给了农民一套人生哲学，这种哲学的外在形态是提倡“仙道”，但在功能上，能帮助农民战胜懦弱、贫穷、痛苦、**、焦虑等下层社会病，让他们感到活得有劲。
[1] 马西沙等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是一部重要著作。但作者提出，全真道在元代中叶就消失了，以后相继兴起黄天教、混元教、三一教等教派，每个都不过二三百年。原因是无法承受官方政府的严厉打击。详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法国学者施舟人也提出过“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应该包括华北宋元以来的民间宗教，详见施舟人（）：《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法系列学术讲座第13讲，打印稿，1999：1。
[2] 例如，在清末民初以来百余年的地方志中，经常是在“民俗”部分记载地方上的民间宗教活动。像河南周口地区延续千余年的香首、斋公从事摩尼教唱经坐庙的活动，就是被当地作为《信仰民俗》记录下来的，详见《淮阳乡村风土记》，不分卷，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3] “念善书”的说法见汝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汝州市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43。
[4] 在欧美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开拓了这方面的研究，如：贺大卫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的研究（DavidHolm，FolkArtasPropaganda：theYanggeMovementinYan'an'，，e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欧达伟对河北定县秧歌的研究和洪长泰对延安盲艺人韩起祥的研究（ChangTai-hung，ReeducatingaBlindStoryteller：HanQixiangandtheChineseCommunistStorytellingCampaign，InModernChina，，19，No.4.395-426）等。在台湾学者王秋桂近年主编的民俗曲艺丛书中，也收集了民间宗教的资料，如王秋桂主编，黄竹三、王福才著：《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4。
[5] 参见《河南文化艺术年鉴》（1992），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43。另见刘志勇：《河南宝丰马街书会》，原载《中国化工报》1999年2月14日第4版，其中提到：“河南是个戏窝，老百姓都爱听曲看戏。……还有许多富有特色的稀有剧种，如太平调、大弦戏、罗戏、卷戏、丁香戏等。”本文以下将提到，这些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的被保留，似多与道教信仰有关。
[6] 马街南村的村碑上刻有司士选参与管理马街书会的事迹，1996年2月，欧达伟（）和我在宝丰马街调查时，见过此碑，并做了现场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