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节前，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里山东省鱼台县罗屯乡陈楼村，调查当地的信仰民俗。因为我面对的是我的乡亲，我隐去了我的博士生身份，我觉得这样与大家交往更随意。我去拜访少年时的同学、曾经比邻而居的街坊、本家族的长辈和晚辈。我和大家一起回忆过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轻松的谈话中让他们觉得我仍是他们中的一员。然后，我逐渐接近主题，向他们询问与信仰习俗有关的一些问题。当他们对我问这些感到奇怪时，我解释说，多年不在家，对家里的一些事已经不清楚了，想知道一些。并对他们说，我的老师说这些也是学问。他们听了，都乐意尽其所知地告诉我[7]。
在民俗学田野调查中，所面对的亲人不一定都是信息提供者，但他们在本乡居住日久、地面熟悉，掌握了不少一传十、十传百的“小道消息”，所以他们都知道附近谁是更好的被调查者。另一名山西籍研究生就遇到这种情况，她要调查临县胡村的扭秧歌习俗，她母亲就把她介绍给她的一位远房表哥，还让她拎着两瓶酒去找他。等她见到这位表哥，才知道事有凑巧，表哥的姐夫的哥哥正好是胡村的原村长，于是她表哥又买了两盒点心，带她去见这位村长[8]。
像这样的田野调查，由一个亲人关系，发展出一个亲属网；再由这个亲属网，发展出一个拟亲属网，效果就是双倍的：它既能显示民俗文化信息的传承路线，又能指民俗承担者中的“能人”或“知情者”。
三、熟人关系
熟人关系，指通过田野作业者的亲人、朋友，或者亲人的亲人、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与他者文化成员结成的工作关系。它也能使田野作业者较快地进入他者的居住地，从事田野研究。美国女人类学家布里格斯（JeanBriggs）就利用这种关系，进入了爱斯基摩人的群体，度过了与异文化成员发生摩擦的危机。
我于1963年 8月底到达查来。加拿大政府每年派一次飞机到那里，我就是坐那架飞机去的。我带着约阿港（Gjoa）的英吉利安（Anglican）的牧师和他夫人给我的介绍信……这封信说，我喜欢和Utkutihiksalingmint人一起生活一年左右，学习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和技术：怎样刮兽皮，怎样缝兽皮，怎样抓鱼，怎样把鱼保存起来并把油炸出来，用于寒冬在小屋照明或取暖。他们告诉当地的人们，我是个好人，叫他们不要害羞或害怕，“她自己就有点害羞”，并向他们保证，叫他们不必觉得——他们对白人经常有这种感觉——他们一定要顺从我的意愿[9]。
这位美国姑娘与爱斯基摩人建立田野关系，凭借了一封熟人的“介绍信”。但她有她的脾气，有她的是非曲直。有一次，她自以为帮助了对方，却得罪了对方，正在她心里感到十分别扭的时候，她的“熟人”——牧师夫妇，在当地人面前表了一个态，等于又给她开了一封口头介绍信，才替她解了围。她多亏有这位熟人几度牵线，才回复到初始的应对状态。她说，当她听到他者成员中的“爸爸”重新叫她“女儿”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回忆：“从八月开始，他就没这样叫过”[10]。这时她喜出望外，感念牧师。她庆幸自己是熟人关系的受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