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亲属称谓以后）我就被包括在他们的亲属体系里面，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待我，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大家的生活将会舒适、顺利一些。
……
我一直不甚清楚他们对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有多重。可是在我快离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件事表明他们一些人把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比我想象的重要得多。八九个熟识的年纪比我大的男人围着我，他们都是Jabijabui氏族年纪较大的成员，我称他们都得叫哥哥或舅舅。他们来找我是商量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情。……这只有在她的儿子和兄弟都同意之后，才能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愿因此而引起兄弟间或氏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导致长期不和[4]。
哈特同意办理“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请”，就是由氏族成员出面，按照当地的风俗，采用“活埋”的方法，帮助他的“妈妈”安乐死。那时他的拟亲属“妈妈”已经瞎了，神志不清，无法自理，“经常被木棍绊倒，或掉到火塘里”，活着已经十分受罪，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于是按照蒂维人的风俗，便要采取传统的、人人都能接受的办法，帮助她尽早离开这个世界，解除她的痛苦。在蒂维人看来，以这种方式结束一个丧失生存能力的老者的生命，等于“是自然而然地死的。她的亲属最后看她的时候，她还活着”[5]。哈特明白，他别无选择，必须遵从当地风俗。作为田野作业者，他的收获是，他听说过这种风俗，但没有亲眼见过，自从他和蒂维人有了拟亲属关系，他才能目睹这一风俗的实际内容和全部过程。
从文化价值观上说，拟亲属关系是双方磨合的润滑剂，可以在各类陌生的人际关系中做“减震”处理，使之平稳地滚动起来，让双方成为一个协作体。由于拟亲属关系使用起来亲切灵活、简便实用，叫一声“干爹”“干妈”，就能少说许多废话，因此只要有条件，在现代田野作业中，许多田野作业者仍使用这种办法。法国女人类学者艾茉莉（FiorellaAllio）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台湾的台南地区调查做社火调查，就在那里当了一户农民的“干女儿”，她把快乐和痛苦都对干爹干妈说，这家人也信任她，从此她依靠这一亲密关系进行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
中国民俗学者在本乡本土做田野调查，可以利用拟亲属关系工作，也可以直接利用亲属关系工作，这是差别。如果民俗学者回家乡调查，在亲属中居住，开始时还能免去许多猜疑，比较快地进入角色。一个山东籍的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老家在菏泽县，她的“三大爷”就住在她家的隔壁，寒假期间，她凭借自己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顺利地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田野作业。
我请邻居三大爷讲故事，因为他已经很了解我了，所以我就跑到他家说想听他“拉呱”，而且用录音机录下来。一来觉得这些从小就听的故事很有意思，二来是完成“民间文学”课的作业。当时他的兴致很高，就爽快地答应了，给我一口气讲了不少故事。1999年寒假，我到姥姥村上找姥爷的堂嫂就是我的大姥姥采录经歌，寒暄之后，我说：“听说您会唱很多经歌，俺奶奶也想学学，我记下来回去叫她学，行吧？”她很乐意把经歌传授给别人，就唱了十来首[6]。
但是，民俗学者利用亲属关系也不是无限制的。如果离乡久了，个人的身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地位已比乡亲们高，再回乡做田野时，也会与乡亲之间产生很大的隔阂。这时需要倍加小心。重续旧情，尽量回到昔日亲人相处的无间状态，然后做调查。另一位山东籍研究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