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依赖着人类生活的共性来指导我们的观察。以我们直接的感受来说，我明白人们对远方来的客人，只要相信他不怀敌意，固然不免好奇但是友善的。主客之间存在着区别，主人们相互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相当固定的，大家相当明白怎样对待对方，而且分明地看得出有亲疏之别。我认为，这是任何社会的常态，最亲密的团体是父母子女之间形成的家庭。我们就抓住这个团体去了解他们在这个团体里的各方面具有规范性的活动，这就进入了他们的人文世界的大门[2]。
费孝通的解释是马林诺夫斯基离开调查地点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这中间已经过几代人对马林诺夫斯基学说的肯定、批评与反思。马林诺夫斯基学派一向认为，一个陌生人走进被调查者的家庭和社会，去居住，去研究，这里有一个预设的概念，即认为人类各种文化都有根据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行为的共性。他们以这种理念去推导，认为被调查者的文化集团看见外来人有礼貌的举止和友好的交往，便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去接待外来人，这样双方就容易发生走得很近，建立工作型的社会关系[3]，他们相信学者是可以被他者文化集团所接受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在建立这种关系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好像学者只要持礼貌友好的愿望，就能在被调查者中居住下来，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执行一切，这就好比进入一个音乐厅、一家咖啡店，选个位置坐下来，下面就会按部就班地上演节目，或者品尝饮品。按照这个逻辑，学者在他者中间居住是一种“物理式”的搬家运动，用不着在心理上和思想上起“化学变化”。
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学者一厢情愿的设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是有文化差异的。文化差异与人情关系不能画等号。调查者与被调查者解决了人情关系的隔阂，不等于能解决文化差异；没解决文化差异，也不等于要做伦理宣判。人类不同文化各有各的“理”，就连什么是“友好”，什么是“礼貌”的伦理观念，也各有各的一套说法，所以学者被相异于自己的不同文化接纳是有条件的。最起码说，学者的表现也要合于他者文化的“理”，即与他者的文化价值观不冲突，才能换取一张“闯入”的门票。据我们后来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的书中得知，当年他们也有很多难言之隐，但他们始终未把田野关系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讨论，在精神上过于“自我”，这就使他们赠给被调查者的“人类”的概念，对对方来说有点奢侈。
现代田野作业者之所以能通过居住完成田野调查和研究的任务，不仅是因为获得了居住的形式，而且是因为通过居住化解了双方的文化冲突。双方在文化价值观上彼此了解和互相尊重，才使田野作业者能选定田野调查的观察距离和研究视角，直至完成田野民族志的撰写工作。现在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良好田野关系，已成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新现象。
迄今为止，从包括早期田野作业者在内的田野调查著述看，一共提供了四种田野关系，即拟亲属关系、熟人关系、官方关系和文化翻译关系，以下我们分别讨论。在本节的最后，我们也介绍21世纪田野关系的变化。
二、拟亲属关系
在各种田野关系中，拟亲属关系是一种最早创立的社会关系，它的始创者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它比较容易促进田野作业的成功。
拟亲属关系，指田野作业者被当地人接受为自己的内部成员，得到当地人赠给的一个亲属称谓，然后在当地顺利地居住下来，开展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得意弟子哈特到澳大利亚的蒂维人（theTiwi）中间调查，就采取了建立拟亲属关系的做法。他充任了一个蒂维营寨里老妇的“儿子”，消除了当地人对他的戒心。他说，在一个茫然四顾的世界里，有了亲属的称号，就像人有了年龄一样，能让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