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未能走出“经验”说。俄国的科鲁格洛夫说，田野作业调查民间文学资料的目的，不在于记住民间文学作品，而是要掌握搜集作品的经验和农村工作经验。对承担调查任务的学生来说，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就可以激发对民众历史、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更浓厚的兴趣；会增长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尝试组织座谈会和开展宣传工作的实践过程，以便今后适应农村生活和工作。这一经验本身，还能提高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人的威信，引起那些原来对民间文学漠不关心、毫无兴趣的人的注意，使怀疑者的观点不堪一击。政府的领导部门也会因为外面来人调查而对本地的民间文学工作给予重视[10]。鲍戈莫莉娜娅在总结指导大学生做田野作业的经验后说：“学生搜集民间文学这项工作，除了教学法以及教学实践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可能具有科学意义。而这项工作所具有的科学价值的增加，要取决于他们对搜集工作认真准备到什么程度，以及这项工作今后与教研室、大学生科研协会的研究工作之间的联系密切到什么程度。”[11]两位俄国学者的看法有政治化的倾向，但他们的有些观点还是有学术史价值的。他们提出在社会主义大学教育中传播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知识，把这项工作制度化的做法，强调搜集实践的经验意义等，都在新中国初期高校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中被引用过。后来西方学者阐释田野“经验”说的重要发展是增加了对田野作业者“体验”自我与他者双文化的分析，他们指出，田野作业的过程是卷入对方的文化和生活，田野作业者走出自我文化的代价是战胜渴望捍卫自我文化的心理[12]。他们的这些意见是对田野过程模式理论的必要补充。
三、田野作业是一种学术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是弗雷泽、哈顿和博厄斯之后的继起人物，从他开始，田野作业成为正规的学术活动。这种学术活动的内容被界定为三项：长期居住、学习语言和参与观察。他自己在特罗布里恩岛住了两年多，开创了长期居住研究的先例。他的语言天赋缩短了他与当地人的距离。他还有非凡的观察力，揭示了特罗布里恩岛的文化整体性，创造了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功能分析法。在他看来，认识他者文化的方法就是跟他者一起活动。他在为《西太平洋的远洋航行者》撰写的《导言》中提出了这些观点，至今是田野作业者的必读文献[13]。
按照这种学术活动原则，田野作业者被要求老老实实地在当地住上两三年，直至消除与当地人的隔阂，变成他们中的一员。然而，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物价的上涨、调查经费的限制、调查点社会的日益开放、学者繁重工作量的压力和交通旅行工具的发达，这种长期居住调查已变得不大可能。
现代学者还认为，早期田野作业者毕竟是比较主观的。不管他们怎样表白调查的客观性，实际上仍是以一个人的感觉去揣摸对方文化网络，就好像盲人摸象，只能摸到大象的一只脚或一条腿之类，所谓客观的，其实还是主观的。早期田野作业者也从来不谈自己运用理论和方法的不足与局限性，不谈工作上的困难，让别人以为只要进入他者社会，长时间的居住、学习语言和参与观察，就能认识他者的全部文化，这也难免有夸张之嫌。现代学者认为，田野作业者应该对自己的调查范围和研究范围加以限定，需要说明自我在他者文化中能适应到什么程度，自己的研究能做到什么地步，在哪些方面暂时做不到等。总之，要把田野作业者的学术活动放到方法论中讨论，让外界可以了解田野作业者能干到哪里，发现了什么，局限在何处，讲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才能给其他学者提供有益的借鉴。田野作业不是写小说，不可能心想事成。田野作业也不是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不可能一路顺畅。田野作业总是布满风险、挫折和感情陷阱的。早期田野作业者把田野现场说成是天然的心灵牧场和万能的科学实验室，这至少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比喻，后来的学者有一万个理由推翻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