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朋友给我寄《纽约时报》和伦敦的幽默讽刺周刊，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份报纸上的广告，这些广告把我从莱苏人的社会中拉出来。漂亮的高脚无柄玻璃杯的照片，使我暂时忘记了我那老掉牙的瓷杯。我被“车中之冠”的卡的雷车（Cadillac）和“容易解决皮卡德英的（Picadilly）交通”的一种小型运动车迷住了，完全忘记了第二天要步行到另一个村子去。通过那个广告，我追忆那个我从不属于的社会，这使我产生了离开莱苏岛的强烈愿望。我离开的早晨终于到来了。我的莱苏朋友们围着卡车站着，没有说一句话。他们放声哭泣。我感到害怕，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眼泪直掉。我确实喜爱我的莱苏朋友，跟他们分别我非常难过；然而，我又非常想离开这个岛回家去。我要哭了，但我没有，我默默地站着，然后告诉我的朋友，我将永远记住他们。我急切地爬进卡车走了[8]。
西方学者的种种喜怒哀乐有时是以西方文明为制高点俯视别人文化的结果，重者还未免有殖民主义的倾向。波德尔马克尔在日记里的坏心情就是不妙的影子：她厌恶原住民村落里昆虫乱飞的“不卫生”环境，讨厌“太阳通常都很毒，天气很热”的海滨气候，怀念西方社会比比皆是的“漂亮的高脚无柄玻璃杯”和满街奔跑的小汽车，“害怕”因为留恋她而向她“放声哭泣”的当地人。这些都能让人感觉到，有一条黑影子在拖她的后腿，驱使她将心中的傲慢一吐为快。她本来是承认田野作业让她来做梦的那种人，可是她的糟糕情绪与她“刚到这里的时候”欣赏海滨秀丽风光的愉快模样相比已判若两人。她“确实喜爱”她的原住民朋友，但她还是“急快地爬进卡车走了”。这些让厌倦情绪占了上风的文字，都能表现出她离开田野现场后的那种不堪回首的心态。现代田野作业者是要绝对地克制和消灭这种心态的。他们不能抬高了自己，伤害了对方，影响了对田野资料文化价值的判断。他们说：“这正是一种‘田野作业文化’。”
应该说，田野作业者跟研究对象一起生活和体验的“参与观察”是“田野作业文化”中的一个浪漫的概念。它的一面是到田野作业中去，另一面就是田野作业中的悲惨经历。他们认为，在学者的起死回生的学术成长中，一个职业学者诞生了[9]。
二、田野作业是一种双文化经验
早期田野作业者把田野作业理解为在异民族聚落中居住，直接与原住民相接触，对他们的文化进行调查，搜集他们的文化的原始资料，然后使用学者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研究。这是一种来自实地的“经验”，在书本上找不到。英国的哈顿（）考察了新几内亚东南岸的原住民文化（1898～1899），美国的博厄斯（FranzBoas）考察了加拿大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文化（1883）和美国印第安人文化（1897）。他们的“经验”说影响了后来的半个多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