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近他者的生理反应与学问长进的专业训练有深刻联系的认识，使许多早期田野工作学者对田野作业又爱又怕。他们会在走向田野的旅途上突然问自己：为什么要从温暖的热带跑到冰天雪地的猎户中去调查？为什么要挣扎着逃出恋人的怀抱，走近一群满脸狐疑的陌生人的世界？他们是抱有阵阵高涨的学术热情和七七八八的胡思乱想的那种人。但是，也有许多人在忍受了艰难的折磨之后融入了当地社会，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就，还对当地人产生了热烈的、浓厚的情感。他们把调查点称为“我的村庄”“我的民族”“我的爱人”，把到现场做田野视为一种从精神上获得报酬的工作，沃尔特·戈德施米特就说：“这项特殊内容确实是我们的知识力量的重大来源。”
盲目的浪漫是他们的局限。早期学者把他们调查的异民族社会看成是让他们做梦的地方，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社会”（exoticsocieties）。在他们眼里，那些南太平洋岛上的玻利尼西亚人，西太平洋岛上的特罗布里恩人，都是不开化的土著人。土著人整天唱歌跳舞，没有紧张的生活节奏，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土著人不会用大机器生产，没有现代生活技能。比起被工业化污染的、人性扭曲的文明人，土著人的这种简单纯朴的生活倒也让人羡慕。有些学者认为，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在乡村社会中，还存在着未被工业化摧毁的原始文明和田园精神，因此他们要到那里去寻找文化的本真，恢复民族伟大的历史。可是他们一旦远离自己的生活环境来到田野现场，又表现了强烈的不适应，情绪反应十分严重。原来的浪漫梦想都一个个地破灭了，剩下了一些被隐藏很深的，被下意识遮盖的文化偏见。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色的波德尔马克尔也未能免俗[7]：
一两天后，我的那两位人类学家朋友离开我去干他们的工作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情绪低落。我服了一片奎宁以防治疟疾。突然，我感觉到自己在世界的边缘，孤零零的。我害怕，甚至有点恐慌。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想这是个很好的地方。土著黑人，明亮的大海和鲜艳的野花，明毛洁羽的鸟儿，高高的槟榔树和椰子树，优美的竹子，低矮的茅屋，月光映照棕榈的美景，一切都显得和谐安谧。但是，现在，同样的景色却好像是不祥的征兆。
……
由于气候毫无变化，莱苏岛缺乏季节性，只有雨季和旱季。雨季有时是很不好受的。幸运的是，我带了一件很厚的雨衣和一双好雨鞋。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很多小昆虫被我屋里的电灯光吸引过来，飞得到处都是。我吃饭的时候，这些虫子就爬到我的背上，我一张嘴，就飞进我的嘴里，有的还掉到我的咖啡杯里。这些虫子不蛰也不咬，但却令人很不舒服。要逃开只有一个办法：躲进床里，放下蚊帐。还有好几次，我穿着最后的一件干净内衣，不知道太阳会不会很快出来，可以洗晒。那里的太阳通常都很毒，天气很热，不论什么东西——地也好，我的衣服也好，都是很快就干，所以我忘记了最后的一次暴风雨引起的不便。
有的时候，我气馁了。……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搜集也越来越多，但有时，我无法改变的贫乏无味的生活，却使我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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