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是公认的田野作业之父。前面多次提到，自1915年至1918年，他在英属西太平洋小岛——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陆陆续续地居住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做了出色的田野调查。他和原住民亲密相处，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西太平洋的远洋航行者》等奠基之作，开创了科学田野作业的先基[3]。与他同期进行实地调查的，还有在澳大利亚的部落群体中工作的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在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间工作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人[4]。此后，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雷蒙德·弗思（RaymondFirth）、波德尔马克尔（HortensePowdermake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学生哈特（）等积极加入这一行列，都做过严谨认真的田野作业，并一举成名。在他们之后，又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田野作业者，一代又一代地推进了这项工作的进程。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曾受到了严厉地批评。现代学者指出，他们不讲调查分析方法的细节、不讲自己对异文化的误读[5]。他们在搜集和解释田野作业资料时，表现了西方理论的支配观，夸大了田野作业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够成熟的田野作业心态。但他们在批评的同时又大量利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成果，叹服他的天才发现，并从中发现了前人掩饰田野过程模式的难处。那一过程在两个文化相撞中产生，外来学者被夹在石缝的中间，经历了生死考验，直至自我死去、非我诞生，重新张眼去看周围的世界，适应异文化的一切。他们将之比拟为部落男子的通过仪礼，认为自己同样是在新生之后，告别了过去，可以成为他者社会中的正式一员。现代学者认为，这正是过程模式的起点，对它加以总结和分析，可以帮助现代学者反思早期田野作业者的观念和形象。
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亲炙弟子一代都属于早期田野作业者。他的女弟子波德尔马克尔还成为在书中写出田野调查的内心痛苦和过关考验的第一人。她写道，田野作业“成了我人生成长的一部分，它使我对传统的价值观、家庭的概念发生了疑问，通过许多行为模式和理想观念，使我获得了新的人生经历”。此书后来成为田野作业史上的经典之作，正与她对学者田野作业的心路历程的生动描述有关。
另一位女人类学者沃尔特·戈德施米特（WalterGoldschmidt）指出，自我进入他者文化的艰难关口，从性质上说是对田野作业者的专业考验。这种考验与人们所熟悉的死与再生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故成为田野作业者必须通过的成年礼。
研究一下人类学文化中最重要的礼仪。它的基本仪礼是田野作业。在这于野外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田野作业与熟识的死和再生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田野调查当然是相当深入的。深入的原因有如下一些内容：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亲密和互相依赖的关系的建立，共患难，包括生理上的事情（生产、病、死），新加入者起码掌握一部分被研究者的行为，在这种奇特的世界的与世隔绝感，和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的相互联系的认识。没有其他社会科学家——准确地说，是没有其他科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不管历史学家多么喜欢，也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和他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经济学家分析市场，但不分析集市，更不用说买主和卖主了。社会学家历来是通过工具来调查的。我们不仅住在我们的村庄和部落，而且像我们所抱怨的那样，无法安宁静居，没有遮掩。我们自诩加入了氏族，用相应的亲属成为称呼我们的研究对象。人类学的这项特殊内容确实是我们的知识力量的重大来源[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