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从回忆起自己上大学后仍在使用母亲的手绣鞋垫的角度，发现了自己身上具有一种非原初民俗也非学者知识，而是两者兼有的独立出来的主观意识。可贵的是，当时他能把这种意识一把抓住，于是迅速生成了对前两次自我反应的反观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进行自我分析，才真正产生了对母亲所满意的第二照片资料的文化解释的重要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给我时在鞋里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睛，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48]。
童教授的第三次分析，都是现代田野工作理论所说的定位学内容，与民俗学者的工作是相似的。但他的前两次分析也不是无用的，因为也都描述了一个主体位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分析与现代田野定位的方法一致，结论殊途同归，所以具有普遍性。虽然他是文艺学家，不是民俗学家，但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两个学科有相通之处。
四、修辞位
修辞位，指田野作业者在表述自己所搜集到的资料时进行的语言选择。在田野作业中，田野作业者采用的表述语言的属性和范围，不仅会影响到田野注释的撰写，也会影响到最后正式的民族志的撰写，因此，成熟的田野作业者对此是十分讲究的。但是，在叙述研究对象和在对象中做研究时，究竟需要保持多大的距离才能被公认为是科学的尺度，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的说法是，把选择和确定“修辞位”，称为表述他者文化中的“调焦”技术，即把学者的眼睛比作照相机的镜头，看看镜头的焦距调整到什么距离上才能把田野调查点的照片照清楚。这里所用的“调焦”比喻，是指你如何使用恰当的民族志语言，描述你所搜集的资料的类型，创造在未来完成的文本以及拓展你身为研究者的个人的创造性。吉尔兹在撰写最后的田野调查点的文本时，是从写自己到当地定位的最初困难谈起的，这展示他对修辞位的思考和运用天才。他说：
在文本中写如何找一个自己站脚的地方，会被认为是研究者表现了与对象在一个地点和同一时间结成了亲密关系，同时保持了一种冷静的组合态度。特别是在进入田野调查点的第一站的组合中，研究者的叙述要反映出集中观察多少思想资料，就遇到多少挑战[49]。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视角来写母亲的。他遣词用字的选择，是让读者在理解母亲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他如此确定的修辞位，既能把握他与母亲的亲子关系的分寸，又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学问，符合民俗的事理，也达到了文艺学分析的目的。
田野定位是一个不断反观的进程，田野作业者的定位，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田野作业者应该始终对这两者保持同样的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认识民众知识和获取民众知识的方式的定位。田野作业者还要做到对个人的经验活动和对他者的感觉始终不封顶，还要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中，并把它们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