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人成长中的人文环境的差异却会被带到田野研究中去，成为学者理论建构的一个因素。例如，一个在大城市的四世同堂大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偏僻乡村的简朴和睦的小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对人类群体的美满和谐的生活模式的看法，是会有区别的。在对这种区别的描述上，阅读一些文艺批评家的著述，能给我们很多启发。有些民俗特别富于表现技巧，对其文化内涵的揭示，是可以通过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的，其结论也与田野定位理论中的主体位分析相通。童庆炳的散文《母亲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从闽西农家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当了教授的儿子的童庆炳的母亲，返回前要求画一张像，童教授欣然答应了，但提议不如去拍照，老太太也同意了，童教授的妻子负责落实这件事。婆媳俩来到一家上乘的照相馆，遇上了一位有经验的摄影师，摄影师给老太太拍了一张十分成功的艺术照，效果是侧脸，柔光，层次分明，构图讲究，老太太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还面带微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驼背也看不出来了。照片拿到后，童教授以为，这样高水平的照片准会让母亲满意，而母亲的满意就是他最大的幸福。没想到的是，老太太看了，开始还笑着，可突然又收起了笑容，问“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以后不管童教授怎样解释说这是艺术照，老太太都坚持要有两个耳朵的照片。再后来，又请那位高明的摄影师给老太太重新拍了一张有两只耳朵的标准像，老太太才表示心满意足。这件事给童庆炳教授以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叙述事情的经过，分析他的主观体验[45]。
现在我们用田野作业的定位理论来分析他的分析。在童庆炳的文章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对象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田野作业者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的理念是一致的。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看，他后来出于身世的飞跃、学问的境界和智慧的灵动，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的资料层，并对这个主观层面做自觉的理论研究，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他还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都有各自美妙的精神世界，认为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就等于划出了一片属于他者的“田野点”，预先设定了自我与他者的叙述距离。然后，他在巧妙地安排了这些过程之后，再从自我和他者两种文化的角度，分析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结果，所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对主观描述形态的多次调整。
他的第一次分析活动，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的视角，发现了自己对母亲要求画像的愿望能欣然接受，是出于一种潜伏在少年生活中的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供、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46]。
他的第二次分析活动，是从他作为大都市的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分析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思想活动，发现了自己把学术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母亲为符号的他者文化的分析中，因而很容易得出自我知识的占有正是他者知识空缺的结论，其实是把自己代替母亲做了一些合理化的解释。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在课堂上—作者注）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