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田野的时候，遇到闭塞的农村，有时说什么都不管用，人家就是不跟你这外人聊。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个小学同学，知道她的爸爸就住在我调查的那个村，经她同意后，就决定从她爸爸家开始调查。我见到他爸爸后，介绍我是他女儿的同学，发现他开始注意我了，我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内容，请求他的帮助，还诚恳地说，我和他的女儿是好朋友，因此也请他把我当成他的女儿一样看待。村民淳朴极了，听我这样一说，便不再疏远我，从此待我真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不管我问什么，他都仔细地回答，我至今感激他[43]。
现代田野作业者在自己的定位被他者接受后，大都采取了一些维护和发展关系的办法，为长远的工作利益着想。比较成功的办法是双方交换人生信息，如互相介绍家庭状况、婚姻状况和身体状况等，从人类的共性方面，发展彼此关系的亲密性。也有的还是按照早期田野作业者的老办法，把双方关系处理成永久的拟亲子关系、干亲关系和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的“亲”的问题。
现代田野作业理论认为，强调田野关系的定位，主要是解决在搜集和阐释他者文化资料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方面，学者要在良好的田野关系中调查搜集材料；一方面，学者在归纳和分析材料的过程中也不能把自己框住，而要始终耐心地关注和综合你所要采用的资料。
田野定位又不是没完没了的搜集和编辑，而要以描述和阐释为目标。在描述和阐释上，田野作业者的自我定位显得格外重要。在这种时候，你找不到所谓的“客观性”，相反那些固执地口称“客观”者，往往把自己的解释放到对象身上，结果是对自我知识的想象和对他者文化的估价都偏于夸大，导致田野作业者在认识上的变异现象。有人把这种变异归咎为田野定位的误差，其实是一种托词。
二、固定位[44]
固定位，指一些田野作业者的既定个人现实因素的定位，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国籍等，它们都会影响研究者个人对他者资料的看法。而且这些因素是终生不变的，经常会从根本上左右研究者的观念。例如，女教授的性别因素，可以帮助她观察为什么女生往往安静地坐在教室的一角，而男生总是抢占话语权。这种固定位能使女教授从女性的角度，提高对研究学生群体中的亚文化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