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天生不变的身份就是朝鲜族，这给我在朝鲜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带来许多方便。有一次，我到冀东青龙县调查，村民中有朝鲜族移民，我就跟他们讲朝鲜语，立刻能感到关系十分融洽。这些村民离开祖居地多年，说出来的朝鲜话多少有些变味，一听我能讲流利的朝鲜语，十分敬佩，无形中把我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抬高了许多，可想而知调查起来十分顺利，移民纷纷把心里话掏出来，让我很容易发现他们说话办事的角度。在延边调查就不同了。那里是历史上的朝鲜族聚居区，距离朝鲜和韩国又近，语言保持了纯正的味道。我久居北京，去到那里，反而成了外来人。当地的鲜族群众一听我开口说话就批评，说连自己的朝鲜话都讲不好。这对他们认同我也产生了影响。我虽然努力工作，但仍能看出，他们至少把我一半当外人，一半当自己人[40]。
第五种，在民间和政府两头穿梭，针对不同的期望值，要做有适当区别的身份介绍，根据对方的接受心理定位。
在田野调查中，针对不同背景人和情况，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做自我介绍。在他们心目中获得不同的，但对他们来说相应的定位。我在田野中，主要遇到过两种有较大区别的情况。一种是普通的大众，如农民等，一种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向普通的大众介绍自己，如果我态度真诚的介绍自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做相关问题的实习，他们一般就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同等程度的真诚，态度很快显得和气，并愿意耐心地接受访谈。我感觉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自己，情况和上面很不一样。向他们做自我介绍，更需要强调自己是研究生。在态度上，不能像对普通大众介绍对自己介绍尽量普通化，而要强调自己的地位和工作的重要性，这样反而容易得到他们的重视，争取他们的帮助。
今年1月17日到2月5日寒假期间，我到云南省大理市文化行政部门做有关民间文学和民俗档案搜集和保存情况的社会实践。第一天去市政府办公室转介绍信，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示学生证和学校介绍信，介绍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需要到大理市属的一些文化单位做社会实践，希望能帮我转一下介绍信。市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比较冷淡，告诉我负责开介绍信的人有事，第二天才能拿到。虽然我列出了所有需要去的单位名称，但第二天我只拿到转到市文化局的介绍信，而且声明到档案局的介绍信不能开，其余的单位以后有需要再说。后来我又去了好几次，才知道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为管章的人没来上班。我很生气，说我在这里等开介绍信的人来上班，声明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为了这件事耽误了其他太多的事情。于是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向我道歉，并马上打电话给管章的人，很快就开好了介绍信[41]。
第六种，在熟人关系圈中，从双方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定位。
我在京郊妙峰山调查老会首费文通，事先是通过他的徒弟的关系找到他的。我还从他徒弟口中得知，老费对老北京的民俗很有感情，见面后，就有意识地把话题往老北京的故事上引。我还对老费说，我自己从小在北京生、北京长，却对北京一点也不了解。现在学习民俗学，对老北京的民俗特别感兴趣，什么都想知道。老费听了，心情大悦，打开了话匣子[42]。
第七种，在消息闭塞的农村做调查，以拟亲属的身份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