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政府部门对田野作业者的调查一般都是提供方便的，这一点与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情况不同。国内的机关单位不都是所谓的“政府难关”或“官样文章”，有的具体主管部门还是专业管理单位，如对民俗学专业来说，各地的文联、文化馆、民研会、集成办和县志办等，都是可以上网登录的“关系”网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地群众文化馆，更是民俗学者的风雨同道和基层盟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民俗民间文学的地方行家，曾经历尽千辛万苦搜集和保存了一批地方资料，成为地方文化人才资源。他们本人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村中才子，能说会唱，本身就是很好的民俗文艺表演者。他们还熟悉本地的民俗活动地点、民俗事件的经过和知情人物的线索，是富有灵气的地方信息提供者。外来的学者找到了他们，与他们交上朋友，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转机。
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基层社会的群众也会观察政府管理部门，包括文化部门人员，对外来学者的态度，直到他们确认与外来学者的合作不会威胁他们的安全后，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学者建立田野关系。有的时候，学者与地方管理部门人员的往来发生了变故，基层群众已有的亲热也会变得躲躲闪闪、不冷不热，让学者感到十分尴尬。而田野关系最忌讳的就是尴尬，你尴尬，别人也尴尬，工作的关系就搞僵了。据我所知，国内外许多优秀的田野作业者为了避免尴尬，都精心地爱护田野关系，乃至在很多冲突中，表现了十分冷静的学习心态、高度忍耐的理性品质和崇高的人类宽容精神。
在现代化时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的政策出台后，保护文化主体的利益，成为政府、学者和社会力量三方遵守的原则。田野作业要注意体现三方利益，主要是尊重原地文化主体的利益。要进行有效的利益分配，实现社会化的利益效益，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从事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双赢目标。
4.国际化定位
露丝做跨国调查，在往返通过海关时，表现了极强的国际化定位。它的特点是：第一，适应多边准入原则；第二，在对背景国和目标国研究的基础上，服从目标国的原则；第三，田野作业者与被调查人互补。
下面分析几份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田野定位个案，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国内民俗学专业人员在田野工作中进行定位的一些情况。
第一种，在回乡调查时，以三种身份定位：考到外地的学生、本地人和民俗学专业的实习生，这种定位很容易被接受，并获得帮助。
下乡后，面对被调查者，我首先说自己是学生，跟老师一起来的。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学生来实习，对我的戒备就少多了，也很愿意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具体问起是哪个学校，如果问起时，我会如实回答。他们的反应就是北京的学校。紧接着我介绍自己是当地人，他们也能听出我的口音，一听是老乡就非常亲切。第三，介绍自己的专业是民俗学，就是要向他们了解这些民间风俗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会帮助对方理解我们的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对方遇到心理障碍，我会再次介绍自己的专业，说明我所需要的资料一定要真实。在问起一些日常生活的小问题时，他们会反问为什么问得这么细，我会向他们解释这是我不懂的知识。如果他们问我的年龄，我就让他们猜。他们猜多少，我就说差不多，这时他们会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也对自己的眼光比较自信[37]。
第二种，在家乡附近地区调查时，以“准老乡”的身份定位，让对方感到亲切、不拘束。
在山西临汾地区，见到我的调查人，我会介绍我的准老乡身份。因为我们县在五六十年代曾出过一个他们十分熟悉的学习模范，因此他们对我这个身份很感兴趣。以后双方相处时，说话都很直接，不必绕弯子[38]。
第三种，在几个村中做调查时，首先选择“中介”村做自我定位，然后利用“中介”村与其他村的关系，逐步扩大工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