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发展到30年代，已碰到了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问题。我在留英之前，已经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辈学生，在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如杨庆堃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维舜的《河北农民的风俗》，林耀华的《福建的一个民族村》，廖太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等。所以用马林诺夫斯基说，“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马氏所支持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个方针可以说一直贯彻在我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没有动摇过[26]。
从民俗学者方面说，他们的田野调查涉及一方社会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本身已对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理所应当地需要对地方社会建设承担责任，至少提供学术参考意见。
五、文化翻译关系
现代田野作业者认为，在田野关系中，不只有学者一个主角和一个强音，被调查者一个配角和一个弱音。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应该有两个主角和两个强音，田野作业的双方是平等的。出现这种考虑，与田野作业的世界背景变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者文化集团已能读到早期田野作业者撰写的民族志报告，并对其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反应。他者文化集团的年青一代，过着现代日常生活，可以听到和看到世界许多民族的信息，积极开始对外文化交流。在这种形势下，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共处于一个开放发展的全球化环境中，他者文化的反侵略、反压迫呼吁，与自我文化的反霸权、反殖民化观念，两者频频相遇，造就了双方在田野舞台上同台出场、同台对话的现代语境。面对新局面，田野工作中的文化翻译问题就受到了热切地关注。
文化翻译，指在田野作业过程中，学者要把自我文化翻译给他者倾听，同时也要把他者文化翻译给自我文化群体欣赏。这样的田野关系就上升到一个双重文化建设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比哈尔（RuthBehar）创造了她的翻译文化的业绩。
露丝·比哈尔在墨西哥从事田野作业期间，正遇上两伊开战，海湾打仗。当时美国对北美经济共同体大施宰人手腕，纵横捭阖，态度强硬，给墨西哥政府施加了各种政治经济压力。墨西哥对美国疑虑重重，各种时事变动的消息都刊登在报纸上，体现在海关检查中，反映在大型商业广告里和散布在两国的空气中，任何普通人都能看到和嗅到。露丝于此时出入两国做调查，等于出入两种文化的边界，被两方均要求做出文化翻译，才能放行过关。她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学者，被调查者是一个肤色黝黑而年老多疑的“巫婆”，她等于要出入两种女性文化的边界，对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的生活、习俗、性别观念、历史遭遇和社会行为等均做出文化翻译，促进不同种族女性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两个女性集团之间充当可爱的女使者。她发现，即便她调查的墨西哥老妇是一个不起眼的下层人，妇人也要求她进行文化翻译，然后才答应与她建立“活”的关系。对她的人类学专业来说，这是两种文化的翻译，两者性质固然不同：一个是国别的、政治的、经济的，一个是下层的、性别的、种族的，但她都必须翻译得当，才能给墨西哥人和美国人都带来积极的阅读效果，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在现代田野关系类型中，露丝较早地提出文化翻译问题，并给以清晰的解读，她因此成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始作俑者，她还因此塑造了自己的田野关系理论个性[27]。
六、居住的理论特征
分析上述居住个案，可以总结出一些带共性的理论问题，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居住创造了局内与局外文化价值观的对抗、适应与互存的社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