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开了一封给县民委的介绍信，就出发去做田野。到了那里，对方看了我的介绍信，却一直不给基层乡政府打电话。我只好退了出来。在民委楼下，见到一个干部模样的老同志，我就上前去打招呼，方知原因有二：一是民委怕出招待费；二是怕我回校后宣传调查点如何“落后”。于是，我又回到民委大楼，详细地介绍了我的田野调查的学术目的，我的工作性质，并声明我的全部费用自理，不会给县里添麻烦，我会完全尊重调查点的民风民俗，不可能用“先进”或“落后”的观点去观察和介绍等。这一来，办公室的女同志马上拿起了电话，为我联系了乡里的合作人员，还请文化站的站长协助我搜集资料。经她联系，我下去以后工作就方便多了[24]。
这个例子说明，田野作业者与地方政府打招呼的时候，要找好说话的“口径”。最好能让地方政府工作办理人员感觉到，既可以给予支持，又没有给地方政府增加额外负担。
下一例子说明，即便政府部门支持了田野作业，田野作业者还要善于把官方关系转化为熟人关系，不然住在当地也会很孤独。
我到重庆的一个郊县村调查故事家魏大爷。魏大爷是当地的民间“名人”，肚子里的故事数量多，叙述生动，许多县文化馆的文化干部都熟悉他。他们多次下乡向他搜集故事，还给他出过故事集，成了魏大爷的好朋友。我到了重庆后，经重庆师院彭教授的推荐，找到了当地的县文化馆长。他是魏大爷的好朋友之一，听说我的来意，热情地为我带路，向介绍县文化搜集民间故事的资料，令我十分感动。到了魏大爷家以后，他把我介绍给魏大爷，魏大爷也表示欢迎访谈。但我马上看出，他们之间很熟，态度亲热，有说不完的话。等把我安顿下来以后，文化馆长走了，魏大爷的态度也随之冷淡下来，怀疑我是否像以前来捞材料的人一样，捞到即走，根本不尊重他的精神劳动。我孤独极了，又空虚又害怕。慢慢地，我冷静下来，开始凭自己的表现，一点一点地和他建立关系，直到被魏大爷接受为信得过的好“徒弟”。以后文化馆长和彭教授听到我有收获，也都很高兴，鼓励我坚持下去[25]。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我国学者在本国做调查，借助政府关系必不可免。地方政府是沟通国家政府管理部门、基层农民与外来学者的桥梁，也是管理和提供地方政府政策资料的权威部门，不能避开地方政府搞调查。特别是在调查项目涉及国有资源和地方政府权限范围时，更不能绕开这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宽松，田野作业增加，民俗学者会遇到更多的这类问题。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民俗学者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学者不情愿“攻关”的时候，是一种行政关系；在学者的田野作者意识十分明确的时候，它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田野关系。有了田野关系，地方政府方能显示出“立交桥”的作用，保证田野调查工作的通达畅行，而不再是行政上的增灯设卡和接触时的公关应酬。在这方面，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有自己的学科传统，也形成了表述模式，可以借鉴，代表人物还是费孝通，我把他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