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林山等的政治目标使他们与韩起祥的互相欣赏是短暂的。延安政策关心民间文艺的焦点，是它的宣传价值。党要求改造民间文艺的宗旨是与民间文艺的艺术性无关的，而所谓的艺术用途，是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林山等在艺术上欣赏韩起祥的才情，只能被解释为共产党觉悟到要创造新型艺术必须扎根于民间传统；它还等于宣布，这一执行党的指示的实践，是在说书组的学术团体支持下和制度合法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林山等承担的政治角色，不能不使他们对韩起祥说书的理解，大大超过了韩自己的理解。政治性与艺术性，这是一对构架“民间文艺”概念的矛盾。
对精英与民众政治合作的态度、方法、原则、目标和所制造的舆论影响，洪长泰归纳为如下步骤。
第一，考察韩起祥的出身、从艺经历和农民意识。韩是山西人，3岁失明，来到延安前，边说书、边以算卦为生。1944年，在延安边区政府组织的一次演出会上，他上台说书，引起诗人贺敬之的注意。演出后，贺数度相邀，让韩到鲁艺表演。一年后，韩被补入说书组。但说书组在接受韩起祥上是有保留的。韩当过算命先生和乞丐，这使他在党的文化干部面前无法提高身价。他还是个残疾人，外观也不好看，这使他起初让说书组的才子们有点失望。说书组还认为他“思想落后”，宣传封建迷信，农民意识强。洪认为，这种革命知识分子的心态，说明他们虽然把自己当作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但在内心深处依然是自命清高的。他们瞧不起不识字的农民艺术家。他们表面上谦虚，心里头自以为是。他们对韩起祥时刻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敏感和戒备心理。可以设想，韩起祥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他要先成为改造的对象，再成为革命的工具。
第二，考察韩起祥的书目，分辨其精华、糟粕，对可取者进行改编创作。说书组认为韩书中的糟粕是：封建迷信（如《张七姐下凡》），色情观念（如《还魂记》）和劝善书与平安书。韩起祥的精彩之处是技艺超群，表演感染力强。他边弹边唱，融民歌小戏旧文新曲为一体，能撩拨全场的热烈气氛，他还一专多能，演唱时琴弦、鼓、锤、铙、拔、铃配合，一人抖腕摇腿同时操纵，满场豪曲震天、鼓乐齐鸣，煞是好听好看。他的记忆力惊人，所背诵书目可达70种以上，无人堪与其匹敌。这使他终究还是成了说书组的最佳争取对象。
第三，说书组与韩起祥合作有三步曲。第一步，记录韩的旧书目，同时对他进行再教育；第二步，向韩灌输新思想，启发他在原有书目的基础上，去掉糟粕成分，加进边区生活的新内容；第三步，做政治宣传工作，提高说书人的思想境界，由精英与艺人合作，创作完美的说唱作品。韩的代表作《刘巧团圆》修改了13次，历时6个月，浸透了诗人高敏夫的心血。此外，林山帮他改编《张家庄求雨》，陈士荣帮他改编《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王宗元帮他改编《时事传》，说书组成员个个都是他的“军师”。
第四，说书组为韩起祥的新书表演制造舆论，跟随他游方演唱，一则保证他的出行安全，二则保证他的演唱不出错，三则观察群众的现场反应，最后这支精英与艺人的混编部队获得了“红色宣传队”的称号。
第五，文化部门开展拔高韩起祥的宣传攻势，在延安的报刊上不断发表赞扬韩起祥的文章，韩很快成了被教育好的新说书人。
第六，韩起祥政治地位的巩固，得益于他与延安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触。他曾为毛泽东和朱德演出，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机会，对于不久前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韩起祥来说，已绝对知足了。从此他一心跟党走，全力以赴编新书。
第七，说书组出版了“民间艺人创作”丛书，包括《刘巧团圆》，扩大影响。
第八，说书组举办了“说书训练班”，在一个改造韩起祥成功之后，还要培养千万个韩起祥，从事宣传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