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延安时期已与外界建立了国际联系，洪长泰还就当时中国进步知识界倾向苏联文艺的同时期活动做了考察。他说，从表面看，延安文艺运动与苏联三四十年代的文艺活动本身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从指导思想和政治实践看，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民间文学界使用芬兰的历史地理研究法的学者和形式主义结构学派的学者，都受到了党内的严厉批评。苏维埃有关部门重新组织了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苏共领导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用新的观念解释民间文学作品，并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用它来开展政治思想教育。1934年，经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卡冈诺维奇（）的提倡，苏共莫斯科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支考察队，下乡搜集民间文学资料，以培养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审美观。一些大学生和地方知识分子也被动员参加了搜集活动。按照莫斯科中央人口统计博物馆颁发的指南，他们还在下乡的沿途举办了各种展览，热情地“启发”民众，鼓舞他们提高社会主义干劲。大批学者也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这个阵容，使这方面的出版物明显增加，具体如索柯洛夫（）搜集的讽刺贵族的民间故事集，兰采诺娃和波利诺娃（）搜集的歌颂拉辛与普加乔夫起义事迹的故事集等。一些有名的民间故事家和歌手也受到了政府的大力表彰，被吸收为作家协会的会员。民间文学在苏联的命运，是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的。索柯洛夫坦率地说：“苏联民间文学不但是对社会新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且还始终是社会斗争的锐利武器”[68]。作者就此所做的讨论，探讨了延安文艺政策形成的外部环境，扩大了相关历史资料的使用范围，也在较远的距离下，揭示出研究延安《讲话》重视民间文艺政策的一般学术史意义。
（二）对精英与民众合作与冲突的研究
洪长泰通过仔细分析说书组与韩起祥交往的资料，提出了下列具体问题：当时党的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他们确实做到了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和《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真心实意地向工农学习了吗？说书运动是一种党所宣传的精英与民众结合的样板吗？知识分子们是否仍然在起监管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教化农民的先生作用呢？等等。
他对当时精英与民众合作的动机是持角色分析的态度。他认为，林山于1945年组建说书组的目的，是贯彻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已潜藏着俄国民粹主义的信仰，即认为民众（主要农民）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并假设城市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就能锻炼革命的素质。林山从看见韩起祥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他正是自己要物色的对象：韩不识字（表示深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迫），眼盲身残（表示人生不幸、遭遇悲惨），演唱技艺超群（表示有希望成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宣传员），他在韩起祥的身上找到了一个信息：韩是给他执行党的政治指示带来光明转机的人，又能使他和他的同道满怀专业兴趣地去共赴一个新鲜而光荣的文艺使命。林山和他的说书组同人都是双重角色的知识分子。
从此围着韩起祥转的青年文化才子不止一人。他们对他的说书功夫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个个惊羡他的创作才能、戏剧化的表演能力与活灵活现的说唱口才。他们还亲密地与他相处，热忱地向他奉献自己的知识，耐心地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希望能把他迅速地带进社会主义阵营；韩对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也感恩戴德。然而，洪长泰提醒人们，由此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面对民间艺人，知识分子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民间艺人所擅长的旧书目要被放弃，还是被修改？
